房价上涨、生意困难,在望京的韩国人逐渐离开

2022-09-26 20:52:45 作者: 房价上涨、生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个家庭看到了更多的未来。一年后,朴父对16岁的朴南巡说:“要好好在中国学习,不要太想家。”两人约定每年只回一次家后,朴南巡便转身上了来北京的飞机,一落地就是20年。

“中国的未来”几乎是所有韩国人到来的理由。哪怕是中国入世10年后,来北京留学的金娜恩提到故事的开头,说得也是“我爸爸当时觉得中国很有潜力”“他觉得来中国经济会发展得很好。”甚至是2018年来中国的现代员工池昌浩,他听说了很多韩国人在华创业成功的案例,在50岁的时候申请上了公司的海外派遣,带着妻子、儿子、女儿举家来到中国,住进了以韩国人多著称的望京。

而金成勋,当年住的就是望京里韩国人最密集的小区“望京西园”,一个月房租在3000元上下。20年后,他经营的炸鸡店几经迁移,又回到这里,月租却已经翻了四倍。


▲ 在望京,经常能看到中韩双语告示牌。盐里 / 摄

“地球村”

金成勋接着回忆着望京的这几年,可脑海中的那个韩国小伙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他总是摆摆手对我说“记不得了”,他的语调一直温和平淡,并保持着韩国人特有的轻声细语。

不过,有些时刻,他又好像猛然清醒,眼里闪着亮光地讲起故事。

2002年,对很多在望京的韩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举办了韩日世界杯。那个夏天,韩国市民自发地为球队应援,“红魔”拉拉队占领了整个首尔广场。而在遥远中国的望京各小区里,也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当时有中国邻居说,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韩国队进球了。”金成勋大笑起来。

当年只有12岁的郑号锡也一直记得韩国打入四强的那个夜晚。他和家人以及一群长辈,在二十一世纪的饭店里观看了比赛。啤酒、呐喊、还有肆意庆祝的人群充斥着那个夜晚。席间,他认出,人群里还坐着韩国大明星安七炫。“但谁都不理他,那时大家嘴里喊的是另一个名字,著名球星安贞焕。”

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都用“热闹”形容十多年前的望京。

“我觉得,望京最早的夜生活就是我们带来的。”金成勋一脸骄傲地说。繁华、热闹也带来了飞涨的房价。《中国青年报》曾提到,2008年,“望京的房价已经从几千元一平方米,涨到了1万5左右,房租也创了新高”。

北京奥运会是另一个标志性节点。2008年,“北京欢迎你”唱遍大街小巷,望京也一样。

“开奥运的时候,能明确地感到,早些年中国人对自己的好奇感已经消失了。”金成勋回忆道。那一年,因为奥运会,北京的道路宽阔了,一些楼房被修整一新,公交、地铁抵达更多的地方,走在路上的面孔也来自世界各地。

作为奥运会志愿者,朴南巡在鸟巢场馆外,见到了此生最多的人潮——“围栏里满满的人,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

郑号锡则作为奥运观众去看了一场棒球赛。他说,韩国人喜欢棒球,那天赛场边坐了许多同胞。不知哪位大叔在观众席唱起了《阿里郎》,一拨接一拨人加入,一声比一声响亮,最后球场上空都飘荡着这支朝鲜半岛的民歌,“那个时刻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和自己的国家在一起。”

同样地,坏事也会把世界各国的人联结在一起。

2008年,从美国开始引爆的金融危机,席卷到韩国,韩元贬值,也连累着在望京的韩国人们,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曾在2009年发表过一篇报道,讲述韩元贬值下韩国人的离开。文章中写道:“出租房子的人多,真正租房子的人少,望京的租金下降了许多,差不多有1000元到2000元。”韩国人租不起房子,望京房东挣不着钱,疼痛感从全球的大环境传递到每个普通人的神经末梢,就像冰点那期报道的标题一样——《韩元咳嗽 望京感冒》。

这也是“同住地球村”的代价。

为了“融入中国社会”,朴南巡曾经历过一段坎坷的学习生涯。她记得大学上的第一堂专业课,由于她不流畅的中文,老师让她从教室离开,“你们不要过来上课了,你们先去学习语言”。她怨自己中文不够好,不够好到让去表达自己。那个时候,由于两个国家历史、文化的不同,观点的分歧往往在各种时候出现,但她都不与人争辩,“不敢”。她也不理解周围的同学,为什么那么专注念书,有的到大二都没离开过校门,没有去过颐和园、王府井。

奥运志愿者工作结束后,朴南巡选择了回国。到了韩国,从机场回家的路上,看着窗外,她突然就后悔了,“韩国好小,好单一”“建筑不大、路也不宽”。对她来说,那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逼仄,而是一种见过广阔世界后的不想回头。

她决定回中国,她想理解中国。


▲ 望京街头。 盐里 / 摄

黄金年代

央视纪录片导演贾丁,也曾置身在中国人和韩国人两个群体间,但他打破“不理解”只花了6个月。

2012年,中韩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贾丁接到台里给的任务,“拍一部韩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纪录片”。这就是《望京》这部片子的全部要求,没有固定地点,也没有固定主人公。

与贾丁一同发愁的还有韩国KBS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们,他们同时也要拍一部中国人在韩国生活的纪录片。两拨人在北京相遇,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拍片。一次交流会上,一家媒体记者提到了望京有一支7080乐队。“完全没有名气,只说是一群7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起来的韩国人”,但贾丁决定去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