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养老难免的膈应：事事都要计较
71岁的蒋一纯是在第一波报名者中有人退出后加入的。他的装扮很有职业特征，鸭舌帽、黑马甲，他年轻时做过导演。蒋一纯在家里装了KTV设备和投屏，一个月基本只有三四天在家里，其余时间都和朋友四处旅游。这几年，他又回到了这种生活，“是蛮自由的，但也会怀念之前抱团养老时的热闹。”
蒋一纯
蒋一纯印象最深的，是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的闲聊时间。有做过首饰商的老人，看到其他老人戴的金镯子，会给她分析分析成色如何，怎么打更好看，以及年轻时工作中碰到的奇闻轶事。有的老人聊起孩子是丁克，自己没办法，也管不了时，蒋一纯就会提到他“儿子不管老子，老子不管儿子”的理念，“我完全不干涉儿子的生活，也不会帮他们带孙子孙女。”……
早上起床吃饭，饭后十几个人一起沿着田间小道散散步，回来之后张罗午餐。下午打打牌，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聊聊天。老去的速度似乎在抱团养老的互相陪伴中减缓。
王桂芬一开始并不愿意和我们多聊，只是默默地关掉电视，走进厨房擦拭桌垫上的碎屑，爱干净的她总是闲不下来。
“我一开始也不愿意他弄这个项目。”王桂芬说，老伴喜欢热闹，但更多的时候是个“甩手掌柜”。退休前担任化工厂厂长的她，则更多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
“我觉得老人不能丧失社会性，但这样的抱团也意味着，你进入了公共空间，需要让渡部分个人自由。”王桂芬发现，抱团养老的另一面也开始显现。比如，王桂芬原本按照值日表安排好的买菜工作，有人以“没去过菜场、不会买菜”为由不愿履行，王桂芬只能自己去买；大家一起吃饭，有人总会最先夹走鱼腹上最大最好的一块，王桂芬想了个法子，之后不买鲫鱼或者鳊鱼，而是购买草鱼这类容易切块的，尽量分成大小一样的鱼块，每人夹一块……
老人们的就餐统计表
王桂芬开始负责处理问题和争议。“沟通没什么用的，就是碰到问题后，想个解决办法。”王桂芬曾经和老人提过建议，但对方听后只是不作声，有的做出了改变，有的依然我行我素，“都这个年纪了，能改变什么呢？”
因为电费计价按总度数划分，一年的电费花销不少，有的老人就提出别墅里放了三台冰箱，平均分配是不是不合理？王桂芬和朱荣玲就分担了两份水电费。“其实一开始大家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如果事事都计较的话，抱团也不会开心的。”王桂芬说。
尽管如此，王桂芬也是想把抱团养老项目继续办下去的，“但现在有疫情的影响，加上照顾老伴分身乏术，真是有心无力了。”
朱荣林这几年动了两次手术，越来越消瘦了
抱团养老模式的未来：能否规范可持续
蒋一纯记得，有一天早上他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是位六十多岁的大娘，背着个大麻袋。大娘的老伴去得早，孩子又常年在外地工作，她在报纸上看到抱团养老的报道后，就背着一袋子的陕西辣椒酱，在村里一路打听过来了。
国内首个抱团养老的案例吸引媒体关注
即使是现在，也不断有老人打来电话来询问王桂芬项目的情况，有的是早年认识的朋友，有的是来自海南、四川、上海……全国各地的陌生人。他们向往着热闹新鲜、富有活力的养老生活，而不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守着日历和电视，日复一日地熬过被拉长的岁月。
朱荣林也表示，之前的参与者来到这里，都有各自的算盘：有的为了观察全新的养老模式；有的家里房子拆迁，需要暂时找一个租金较低的地方居住；有的把市区房子出租出去，住在这里省钱……真正想抱团养老的人有多少？他也答不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