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这套东西肯定不能向学生收费”，但一位老师解释，有的学校可能确实没办法，各地区财政状况不同。学校申请不到对应的项目经费，但又要发展教育信息化，只能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
比如在广西，小学语文老师彭雪娇说，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目，每个学校都很重视。教育局明确要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所以学校并不统一购买平板，由家长自备。但受制于经费，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每年给软件公司交600元的使用服务费。
浙江一位平板班的初中生上课无聊时，会拿平板来画画
三年用了三次
2020年，疫情来了，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网课时，张亮发现，这台全家最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不能与老师互动，连无线网也很卡。他又花2600元买了一台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他的平板也“质量糟糕”。花3500元买的平板，内存只有16G，“非常非常卡”，点开30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他的平板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学校负责维修的人说主板坏了，维修600元，还要另外付30元运费寄到厂家。而校外维修店的人告诉他，“这都是该扔的平板，600元能重买一个。”
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但“太难用了，没人用”。她说，系统里有课堂实录，但内容不完整，画质很差。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学校却不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最终，平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照提交作业。
在重庆，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平板班后，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市值300元的平板，因为加上了软件使用费，要一次交纳6800元；学校答应配备最优秀的师资，开始是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当班主任，在二年级时也被调换......最重要的是，李梅一直不明白，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为了保护视力，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那平板算什么？”
买平板时，老师说，包括上课内容、师生互动、课后作业，都会在平板上完成。但是，三年过去，平板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语文老师偶尔会在平板上布置阅读作业，但家长们为了方便，都选择在手机上下载app完成。李梅觉得，数码科技发展迅速，无论是平板还是所谓软件，“三年前的配置，早就跟不上时代了。”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非重点学校更热衷于引进平板教学，但受自身条件所限，配套的设施和教学理念没有跟上，设备沦为“摆设”。有的学校一层楼只有一个WiFi，六个班级，300多人同时用平板时，就会有一个班的学生无法连网。
曾经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担任培训讲师的郑欣怡说，一些新建学校或是比较偏远的学校的确更愿意尝试平板教学，想以此扩大知名度，作为特色招生。但对企业来说，一项对公业务，产品的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从用户体验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领导层面的需求和招投标要求，很难做到产品上的极致。
以郑欣怡的从业经历，一些大品牌通常自上而下推广，“他们会直接搞定大领导，不仅仅是教育局，甚至可能找到政府方面的领导，然后直接做区县统筹采购，再安排到各个学校”。小品牌更多靠代理推广的模式，比如到学校开家长会，根据家长的购买情况办班，或者跟学校谈好合作，一个年级设立几个平板班，学生缴费报名。
参与过一家智慧教育公司代理培训的陈亮形容，“就好像搞传销一样”。据他讲述，这家公司以县、市为区域招募代理。个人要提前交代理费，区域越大、代理费越高，有的能达到几十万元。区域代理直接面向学校或者教育局，推广的平板达到一定数量后，公司会返还代理费，个人再赚提成。陈亮在培训现场听到有人说，一年就能赚上百万、上千万。
他也去公司在苏州的总部参观过，有独立的两层办公楼，还成功融资了好几轮，看着很体面。但他觉得“不太靠谱”，公司只会讲怎么做校领导的工作，给领导返多少利润，如何让家长掏钱......“讲得天花乱坠，好像这个东西立马就能赚到钱”。
太原一所学校在大会上介绍“智慧班”情况
“这不是一年就能做好的”
如果李梅能看到距离重庆一千公里之外的广东佛山，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是如何使用平板的，她也许不会有那种“被骗”的感觉。
王余晖是这所高中的一名毕业生。在前期两个班级的试点之后，学校从他这届开始，在全年级推行平板教学。他当年也是自费2150元购买了平板和两年的软件服务，但他对平板的评价与我们采访到的其他人不同。“每一天都会用到，确实对学习有帮助。”
王余晖说，平板最直接的作用是下载教材，背单词可以不用再背着几本厚书；找不到老师，或者周末有问题时，也可以通过平板系统私聊，老师会把解题过程拍照上传；上课做练习题时，系统可以直接统计分数、正确率、错误率。一些难度大的题，任课老师还会录制视频，讲解步骤、思路、方法。有问题的学生可以下课后自己看，不会影响上课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