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这套东西肯定不能向学生收费”,但一位老师解释,有的学校可能确实没办法,各地区财政状况不同。学校申请不到对应的项目经费,但又要发展教育信息化,只能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
比如在广西,小学语文老师彭雪娇说,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目,每个学校都很重视。教育局明确要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所以学校并不统一购买平板,由家长自备。但受制于经费,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每年给软件公司交600元的使用服务费。
浙江一位平板班的初中生上课无聊时,会拿平板来画画
三年用了三次
2020年,疫情来了,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网课时,张亮发现,这台全家最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不能与老师互动,连无线网也很卡。他又花2600元买了一台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他的平板也“质量糟糕”。花3500元买的平板,内存只有16G,“非常非常卡”,点开30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他的平板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学校负责维修的人说主板坏了,维修600元,还要另外付30元运费寄到厂家。而校外维修店的人告诉他,“这都是该扔的平板,600元能重买一个。”
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但“太难用了,没人用”。她说,系统里有课堂实录,但内容不完整,画质很差。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学校却不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最终,平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照提交作业。
在重庆,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平板班后,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市值300元的平板,因为加上了软件使用费,要一次交纳6800元;学校答应配备最优秀的师资,开始是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当班主任,在二年级时也被调换......最重要的是,李梅一直不明白,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为了保护视力,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那平板算什么?”
买平板时,老师说,包括上课内容、师生互动、课后作业,都会在平板上完成。但是,三年过去,平板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语文老师偶尔会在平板上布置阅读作业,但家长们为了方便,都选择在手机上下载app完成。李梅觉得,数码科技发展迅速,无论是平板还是所谓软件,“三年前的配置,早就跟不上时代了。”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非重点学校更热衷于引进平板教学,但受自身条件所限,配套的设施和教学理念没有跟上,设备沦为“摆设”。有的学校一层楼只有一个WiFi,六个班级,300多人同时用平板时,就会有一个班的学生无法连网。
曾经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担任培训讲师的郑欣怡说,一些新建学校或是比较偏远的学校的确更愿意尝试平板教学,想以此扩大知名度,作为特色招生。但对企业来说,一项对公业务,产品的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从用户体验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领导层面的需求和招投标要求,很难做到产品上的极致。
以郑欣怡的从业经历,一些大品牌通常自上而下推广,“他们会直接搞定大领导,不仅仅是教育局,甚至可能找到政府方面的领导,然后直接做区县统筹采购,再安排到各个学校”。小品牌更多靠代理推广的模式,比如到学校开家长会,根据家长的购买情况办班,或者跟学校谈好合作,一个年级设立几个平板班,学生缴费报名。
参与过一家智慧教育公司代理培训的陈亮形容,“就好像搞传销一样”。据他讲述,这家公司以县、市为区域招募代理。个人要提前交代理费,区域越大、代理费越高,有的能达到几十万元。区域代理直接面向学校或者教育局,推广的平板达到一定数量后,公司会返还代理费,个人再赚提成。陈亮在培训现场听到有人说,一年就能赚上百万、上千万。
他也去公司在苏州的总部参观过,有独立的两层办公楼,还成功融资了好几轮,看着很体面。但他觉得“不太靠谱”,公司只会讲怎么做校领导的工作,给领导返多少利润,如何让家长掏钱......“讲得天花乱坠,好像这个东西立马就能赚到钱”。
太原一所学校在大会上介绍“智慧班”情况
“这不是一年就能做好的”
如果李梅能看到距离重庆一千公里之外的广东佛山,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是如何使用平板的,她也许不会有那种“被骗”的感觉。
王余晖是这所高中的一名毕业生。在前期两个班级的试点之后,学校从他这届开始,在全年级推行平板教学。他当年也是自费2150元购买了平板和两年的软件服务,但他对平板的评价与我们采访到的其他人不同。“每一天都会用到,确实对学习有帮助。”
王余晖说,平板最直接的作用是下载教材,背单词可以不用再背着几本厚书;找不到老师,或者周末有问题时,也可以通过平板系统私聊,老师会把解题过程拍照上传;上课做练习题时,系统可以直接统计分数、正确率、错误率。一些难度大的题,任课老师还会录制视频,讲解步骤、思路、方法。有问题的学生可以下课后自己看,不会影响上课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