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十来岁的时候，陆煦（化名）才知道关于父亲“小木匠”的真相，在此之前，母亲朱大红总是谎称父亲在外地打工。“小木匠”遇害时，陆煦年仅3岁，年幼的她对当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她已经感受到这个家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家庭的窘迫是陆煦童年最直接的感受，无力修缮的土屋、母亲起早贪黑的打工和忙碌、三兄妹不得不分开寄养。
（“小木匠”陆中明。受访者供图）
1999年7月，“小木匠”陆中明在安徽合肥被法子英以“做工”为名诱骗，并残忍杀害。根据检方指控，1996年至1999年间，法子英（已执行死刑）与女友劳荣枝共谋，先后在多地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共致7名被害人死亡。
案件发生后，每个被害者的家庭命运也随之改变。“他们两个人把我的家害得彻底跌到了谷底。”在朱大红眼中，这是一场灾难。
变故
2019年11月28日，出逃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看到消息的陆煦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妈妈，“泪水一直在眼眶中打转，心里充满了恨意，但我不想把这种情绪带给妈妈。”平复心情后，才打过去电话，让妈妈不要太难过，“只要抓到了，也算给爸爸一个交代。”
陆煦知道20多年来母亲的不容易。“小木匠”遇害时，家中的三个孩子都年龄尚小，两个哥哥一个7岁多一个4岁多，最小的是女儿陆煦年仅3岁。
（兄妹三人，左一为陆煦。受访者供图）
“家里面的顶梁柱倒了，需要妈妈一个人扛起来。又当爹又当妈的，然后抚养我们这三兄妹。”回忆当时的生活，陆煦形容那是特别煎熬的时期。“后来，迫于现实，我们三兄妹被分开了，大哥去外婆家住，二哥由姑姑帮忙照看，我跟着妈妈一起住。”回忆起来，陆煦知道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妈妈照顾不过来。
“我一个人养一家人，三个孩子加上孩子奶奶，唯一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于我。”朱大红告诉新黄河记者，从保洁员到饭店服务员，“这些年来，我能干的都干。”农忙时候在家种地，农闲的时候去合肥打工上班，“年复一年”，增加收入支撑住这个家。
朱大红还记得，那时常常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了，为了能在7点前赶到城里上班。“村里也没有公交车，只能搭三轮车到镇上，再坐公交车到市里。有时候晚上回来很晚了，就只能走回村里。”
在做宾馆保洁时，朱大红一个星期回一趟家，“看看孩子”。在陆煦的记忆里，家里也常常都是她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在家，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那应该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直到现在朱大红依然在一家宾馆做客房保洁员，虽然工资从最早的四五百涨到现在的两千多，但生活依然拮据。
父亲
出事时，年纪尚小的陆煦对父亲并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但时间久了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别人的家里好像都有父亲母亲，但我的父亲好像永远都不在家里。”陆煦说，偶尔还会遇到小朋友的嘲笑，每次问起父亲的事，母亲总称：“他去外地给你们挣学费去了。”
但连续几年不见，也渐渐从街坊邻居的口中听到一些信息，得知了父亲被害的真相，母亲的谎言也随之破碎。“我现在想不起刚刚得知真相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打击很大。”
陆煦的哥哥对父亲的印象稍微深一些。“我二哥还记得当时父亲出门前跟我们说，等回来买香蕉给我们吃。”
（“小木匠”陆中明和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在家人和街坊邻居口中，陆煦得知父亲是个特别勤奋、爱笑的人，“为了家，靠着手艺贴补家用。”虽然并不宽裕，但日子也过得幸福。“早上，妈妈不用早起的，爸爸已经收拾好家里，把早饭烧好，喊我们起床吃饭。”陆煦说这是妈妈最常提起的一件事。
“其实家里并不常提到父亲，每当提起一次对母亲来说都是一种伤痛，有的时候她想着想着还会流眼泪。”陆煦告诉新黄河记者，她很小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要坚强，给妈妈减轻负担，因为家里太困难了。
“小时候从来没买过新衣服，鞋子上常常有个洞。”陆煦回忆，农忙割水稻时用不起收割机只能用镰刀，老家的土房子实在不能住了，大概到2003年的时候，妈妈才四处借钱把家里的土房子改成了红砖房。此前，朱大红在接受采访时也曾透露，翻修房子曾是小木匠在世时夫妻两人的共同计划。
后来，三兄妹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不忍心看着妈妈那么累，就想着给她能减轻一点负担。”陆煦说，她去过工厂也做过服务员，如今在合肥一家商场工作，大哥和二哥目前都在厨师学徒阶段。“所以很多话我们不愿意告诉妈妈，因为她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