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患系统性红斑狼疮，今年87岁的河南安阳某村李奶奶从未接种过疫苗。高烧三天后，她用孙女李雪半个月前从北京寄回来的抗原自测，发现自己“阳了”。随后，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前往家门口的小诊所问诊，医生并未问及其新冠感染情况，了解其发热症状后，为她打了一剂抗生素，并用纸包了两日剂量的白色药片——安乃近，这是当地退烧标配药，也曾因不良反应率过高，被国家药监局注销其注射液品种。
“在老家，很多人去诊所就医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新冠，医生在接诊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的村民时，也不会特地问及是否感染新冠。开药、打抗生素、输液——之前流感怎么治的，现在依然如此。”李雪告诉第一财经。
第一财经从多地村医和村民处了解到，采用“抗病毒+抗生素+激素+退烧药” 四件套，“打包”治疗新冠发热患者，在农村地区确有其事。但在不同地区农村以及农村卫生站和私人诊所间，做法不一。
随着疫情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季节性增加，一些农村地区新冠感染比例快速增长。近日以来，农村地区的新冠治疗方式正引起热议：面对新冠，村医的治疗方式真的更有效？
抗生素为何盛行于农村？
记者了解到，在“四件套”中，抗病毒药包括利巴韦林等广谱强效的抗病毒药物和具有清热化痰抗病毒效果的银翘散或诊所自行熬制的“草药”，激素则是指地塞米松或者其他糖皮质激素。其中，抗病毒药物分口服和注射两种方式，而激素类药物和抗生素则普遍采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此外，在口服退烧药方面，对于布洛芬和对乙供给不足的农村，还可能使用安乃近药片进行替代。
“只要是出现发热症状，就可以来诊所打退烧针或者打点滴。”安徽某县村医告诉记者。
该村医表示，长期以来，输液和打退烧针都是当地诊所较常使用、群众接受度较高的镇痛退热办法。这不仅仅是针对新冠，也是针对任何一种因病毒或病菌感染后，出现的发热现象。“无论是输液还是退烧针，都是为了消炎，多少都会包含激素和抗生素。”
他表示，2022年12月中上旬开始，当地因发热、咳嗽等症状前来就诊的村民明显增多，诊所会为一些有需要的村民，打抗生素、地塞米松或者输液。进入12月下旬，镇卫生院给每个村村民都按人头发放了一批布洛芬，此后，来诊所就诊的患者人数就减少了，但高烧不退和炎症反应加重的患者比例在增加。
“我们发现布洛芬的退烧效果对于部分村民并不明显，一些村民在服药后依然高烧不退。对于这类村民，更倾向直接打针、吊水。事实上，这种做法的快速降热效果确实更显著。”该村医称。
2022年12月22日，在陕西省周至县马召镇富饶村东富饶卫生室内，工作人员在为发热患者包装药品。新华社图
“用了那么多年，我们也知道抗生素和激素使用的禁忌很多。如果真遇上病情严重的小孩或老人，我们一般不建议来诊所打针或者输液。这类患者的病情进展会很快速，如果退热后新冠病程仍在发展，后果是我们承担不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其家属直接送他们去县医院挂急诊。”上述村医坦言。
还有的农村地区，当地并无抗原储备。村医无法分辨是就诊者感染了新冠感染，还是感染了流感病毒或者其他细菌。“我们并没有条件和能力判断患者是不是出现细菌性下呼吸道感染。只要患者看上去有肺炎症状，我们都建议上抗生素。”河北南部某县村医对记者表示，当来诊所就诊的高龄老人出现高热、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情况时，靠他们的自身免疫很难挨过去，县城医院挂号排队又动辄几个小时，“抗生素或许能救命”。
第一财经了解到，对于症状较轻的发热患者，多地村医也并非都会首选使用激素或者抗生素，而是根据药物储备情况，提供退烧药或者银翘散等中药。不过，由于此前布洛芬、对乙储备不足，在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均仍有使用安乃近的情况。
安乃近是吡唑酮类解热镇痛药，在我国上市时间较早，可用于急性高热时紧急退热，还能用于多种原因的止痛、风湿性关节炎等，因见效快、可及性高，曾广泛使用于农村地区。但随着医药技术发展以及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深入，2020年3月，经国家药监局评估“风险大于获益”，注销安乃近注射液等品种药品注册证书，并对安乃近片等采取修订说明书的风险控制措施，增加安全警示信息，限制适用人群和适应症范围。
专家：非必要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相当于饮鸠止渴
截至目前，在叮当快药等多个线上商城和北京等多地药房，盐酸莫西沙星片、左氧氟沙星片、头孢克肟片等抗生素和人工合成的抗菌药物已显示库存紧张或断货。
而在这背后，既是因为新冠抗病毒药物的供给量和可及性还相对有限，也是因为在多地感染者中，出现肺部感染的比例增多，公众对“新冠合并细菌感染”存在担忧。
但是，“对于新冠感染者，非必要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相当于饮鸠止渴。”病毒学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告诉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