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是低龄老人比较多，1963年这一波出生高峰的特别多，我们把70岁以下的老人称作“活力老人”，他们经验丰富，身体状况还好，也很愿意参与社会工作。
红星新闻：我国的人口红利什么时候会消失？
贺丹：从人口学的概念来讲，人口抚养比在50以下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目前我国窗口期还没有关闭，会延续到2035年前后，但是红利的空间在缩小。
除了传统的人口红利概念，大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还有老年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红星新闻：除了人口数量，我们也关注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好的人口结构？
贺丹：没有什么好的人口结构，很难定义什么是好的人口结构。高龄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所以你说好不好，不好，但它就是这样。你说活得长好不好，当然好，但你看宏观结构，人口老龄化了。
我们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有一个动态的均衡，没有什么是最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适应人口的变动，人口当然也参与发展的过程，但是人口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拍脑袋想一个最优的人口结构，然后怎么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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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预可以创造生育友好的环境
让“生育赤字”缩小
红星新闻：生育率下降有哪些原因？
贺丹：首先，经济社会发展是现在生育意愿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现代化转型就是指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为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现代化国家生育意愿都不高。我们的调查发现，不考虑任何的限制条件，中国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是1.8左右，有波动，但是不大，打算生育子女数也有变化，前两年有点低了，因为打算有延后。总体来讲生育意愿是下降的。
第二是生育主体代际更替效应，90后、00后跟80后、70后、60后的差异太大了，因为社会在加速发展，特别我们中国整个是一个压缩性的发展，而且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快速趋同。另外有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比如，因为疫情延后生育。
红星新闻：低生育率是否可以扭转？
贺丹：高龄少子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也没有再上去，最好的北欧国家曾经很长时间在1.8左右，现在也下降了。
现在生育意愿下降，以后生育观念可能会多元化，但少生优生还是主流。我们可以做的是外部政策干预，帮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实现生育意愿，努力稳定生育率，让它不要变动太快。
政策干预可以创造生育友好的环境，让生育水平不会下降得太快，让“生育赤字”缩小。我们中心调查的生育打算是在1.6左右，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1，这0.5个子女的赤字就是政策干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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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更进步
生育水平就会回升
红星新闻：有些生育支持政策出来，比如说产假延长、放开三胎，女性会觉得加重男女就业不平等。但是低生育率正是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系。您如何看待性别平等和生育的关系？
贺丹：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梳理了国际上的经验后发现，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促进性别平等的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有人说，现在就是女孩子想得太多了，要受教育，就不想结婚生孩子了，所以不能让她们受太多的教育，要让她们回归家庭。这是不对的。
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共识，也是不可逆的过程。只要往更高的阶段发展，就是性别平等进步到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生育水平又会回升。比如说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待遇都是由对企业的贡献决定的。以前有人会说女孩不如男孩聪明，现在我估计没有人敢这么说了。同样地，以后企业也不会有这个概念，男职工和女职工都一样。
此外，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也非常重要，性别平等的发展阶段也是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性别平等进步，我有信心我们的生育水平会提升。
红星新闻：很多女性求职的时候被问，有没有结婚，三年内会不会生孩子。那么，职场性别歧视如何消除？
贺丹：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生育的矛盾，大家都很关注，每次去调研，我也很有感触。不仅仅是女性，年轻男性也有职业发展和家庭婚育的矛盾冲突。
我觉得，生产是女性完成，但是家庭育儿一定要有男性的参与。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中，家庭内部代际的支持，性别角色分工的平等，这些小环境因素比外部的环境更重要，这是我们近两年调研的一个新发现。
外部性别歧视的问题不仅是在生育政策调整以后，以前就长期存在。尽管我国妇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一些不良的社会思想习俗仍根深蒂固。我建议，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
同时，要构建好基本制度，根本的是要转变企业的用人标准，就看求职者的能力而不是性别。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生育保险的改革和完善，比如生育保险要扩大覆盖面，然后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那么生育保险可不可以不仅仅对女性，对男性也有一些保障？我看到有地方生育保险基金有富余，男性休陪产假或者育儿假也可以支出津贴，这个是很好的。
↑贺丹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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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鼓励生娃”：
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不要只惠及户籍人口
红星新闻：现在有些地方推行“发钱鼓励生娃”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贺丹：给钱，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一点家庭养育的负担，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问题，要有基本制度的构建，这不会短期见效，我们要有耐心。现在有些发钱的措施我们也关注到了，我通过媒体给地方政府提一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