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罗卫东是回老家过的。他的老家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一个偏远小山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流湘村，也是千岛湖的源头，四面环山，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境。回家乡过年的几天里，他拜访年少时的恩师，砍了三天柴，修缮了老屋，重走了当年外出求学时走过的山路。
罗卫东
那条山路荒废已久，荆棘丛生，罗卫东背着一把柴刀，一边走一边挥刀，披荆斩棘，在荒芜的山路中攀至山顶，一路上他思绪万千，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当年上大学离开山村时的场景——
那天凌晨，天光未见，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后面送我。我被簇拥着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翻山越岭。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走到山顶，转过身子，俯瞰村子时，眼里所看到的那惊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
罗卫东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78年10月13日，15岁的他离开家乡前往杭州大学报道——他是流湘村第一个大学生——全村人几乎集体出动，在未亮的天光里，举着火把为他送行。此后经年，不论做什么工作、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只要想到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他就心生无穷力量和温柔。
这位15岁考上大学的少年，29岁晋升副教授，34岁晋升教授，46岁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现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是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民盟中央委员、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繁多的社会职务、忙碌的行政工作，并未影响他在学术、育人上的探索与深潜。他是校长，是学者，同时也是极具人文情怀的教育家。
学海逆游 从经济学研究转向哲学研究
1982年，罗卫东从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不到二十岁的他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教师职业可谓家族传承，罗卫东的父亲在解放前就是一名教书先生，翻开家谱，再往前追溯至六代，代代都是教书人。
1963年出生的罗卫东，两岁多就开始认字，学习成绩一路优异，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正在上高二的他被学校选拔进入考场练兵。1978年正式参加高考，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了他。“我的第一志愿是文学系，可惜因为语文成绩不如政治，就被政治系录取了。”罗卫东回忆道，“那一年，浙江省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路》，15岁的我对人生道路还没有那么多的思考，作文自然拿不到高分。”
恢复高考是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起点。77、78级考生也成为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更是不可复制的一代。这两级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1966年至1978年的13届高中生，都有可能汇聚在同一个教室，成为四年同窗，罗卫东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个头也没长起来，走到校园，常常会被人误解是小孩，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比他大21岁，罗卫东和他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出出进进，以至于总被人误会为父子关系。这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全国77、78级的缩影。罗卫东也在年龄、经历相差迥异的同学身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形态，无形中扩充了对生命多层次的理解。
在大学四年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学校风气活跃，在大山里长大的罗卫东大量阅读文史哲，小说、诗歌乃至美术史都有涉猎，《马恩全集》《列宁全集》《资本论》等经典作品也都开始深入阅读。同样，这也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缩影。人们如饥似渴，仿佛要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也因此，“82届”走出了很多社会栋梁之才，时代曾经耽误过他们，时代也给了他们机遇和青睐，他们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回报这份机遇和青睐。
这份情怀在罗卫东身上如此明显，一如他所言，“整个社会发展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我们有时可以做一个搭社会便车的人，但是不能总搭车，要想着去做一些什么。”他还说，“要行动，不要躺平。”从他给历年新生的开学典礼和毕业致辞中都能感受到他一颗热气腾腾的心，他寄语年轻人要立鸿鹄志，涵育家国情怀。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有使命感的“人”，是克己奉公、为国尽忠的人。
创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几度易名几度停办，1928年演变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竺可桢就任大学校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一路西迁的艰辛困苦之中，学术成就斐然，国立浙江大学也因此有了“东方剑桥”的美誉。解放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几个院校整合，浙大被拆分，其中留在杭州部分的师范学院、文学院、理学院与之江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等组建成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杭州大学。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杭州大学于1998年与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
从杭大到浙大，求是精神始终是不变的内核。从初入大学的懵懂少年到留校当老师，再至行政岗位的历练，罗卫东始终谨记老校长竺可桢当年对国立浙大学子们的谆谆寄语：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罗卫东就读的政治系，在他入学两年后分化为经济系和哲学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仿佛也暗合他的学术研究路线。上大三时，他迷上了学术研究，积累了数百张资料卡片和大量数据，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写了一篇万字学术论文并成功发表在《管理者》杂志上，拿到当时可资为巨款的18元稿费和散发着墨香的书，巨大的幸福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生活魅力和乐趣，这次来自外界的肯定也坚定了他未来孜孜不倦的学术道路，即便是三十岁之后行政工作越来越繁重，他也从未懈怠过学术研究。他先后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各类文章和课题报告百余篇；出版《比较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比较经济体制分析》《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组织译校了《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人类的趋社会性》《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等多部学术著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合作），获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合作）、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合作）、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合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独著）、三等奖两项（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