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秦始皇讨厌吕不韦,所以他不提吕氏影响,而将此事说成是齐人奏之。但是,其中关于黄帝,禹、汤周文的五德转移、以月令配政事思想,毕竟与《吕氏春秋》如出一辙。
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方面,《吕氏春秋》的观点基本上与法家相一致。它认为人的认识是后天的,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去掉主观偏见,这与韩非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相通的。它认为人的认识应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它用“刻舟求剑”的寓言来讽刺那些不顾情况变化而抱守陈见的人,也与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惊人地相似。它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政策、法律也要因之变化。“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恃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也。”这与《韩非子·五蠹》中“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有备”的见解可谓异曲同工。而其“身定、国定、天下治,必贤人”的英雄史观也与韩非子如出一辙。这些主张自然为秦始皇所崇信,因与法家一致,这里不必多论。
秦统治者毕竟不是思想家,他们探索统治思想只是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的,而不是追求体系的完整。而《吕氏春秋》是思想家的作品,更为博大精深。例如吕氏对道家思想较为推崇,特别吸收了它的宇宙观,认为:“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为阴阳”。“太一”乃“道”,也就是无声无色,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充满天地、覆盖宇宙的“精气”。它是宇宙的本源,万物都是它派生出来的,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是我国古代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秦统治者对这一点似乎并不怎么注意,他只看重其中的阴阳符瑞和某些统治术而已。如官吏应“安静毋苛”,“廉而毋刖”,“恿(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梁)不得”。这些学说是典型的道家思想。至于宇宙观,那还是留给思想家、哲学家去思考。
秦朝统治阶级建立了政治上统一的大帝国,也试图建立统一的思想。为此两个不同的派别进行不同的探讨。吕不韦以道、儒为主兼容各家,虽未被统治者正式采用,但对秦朝及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则以法家为主,也试图去兼采各家有用的东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其主旨根本不适应统一后的新情况,而遭到惨败。探索统治思想的任务在秦代没有完成,但却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及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15 年的秦朝虽然没有来得及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家,但秦王朝的思想探索是有益的,是我国古代认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