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体现出中国思想体系的重大变化。《六经》与《四书》不仅仅是经典体系的差别，更是思想主体、思想观念的重大差别。《六经》的思想体系是以礼为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为了复兴西周礼乐文明而编《六经》的过程作了论述。而《礼记·经解》一文，认为《六经》之教的目的就是礼教和礼治。南朝皇侃因此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如果说《六经》系统是以礼为本的话，那么《四书》系统则是以仁为本。孔子及早期儒家的《四书》体系，主要是一个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既包括志士仁人的人格精神，也包括仁民爱众的人道秩序。孔子认为礼的社会秩序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个人具有内在仁德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儒家的《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是互补的，即《六经》的礼乐政制思想与《四书》的仁义道德思想是一种互补关系。但是，《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汉儒重视《六经》之学的研究，故而强调以礼为本的外王之术，将《六经》之学与国家治理、典章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学术直接为汉唐政治服务。宋儒重视《四书》学研究，故而强调重视以仁为本的内圣之道。从汉学的《六经》学演变为宋学的《四书》学，体现出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19ZDA028］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6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