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方面是匈奴从先秦到西汉，一直在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西汉初期经历楚汉战争后，汉朝统治者对异姓诸侯进行了清洗，使得西汉初期的国力下降。
关于匈奴的实力，可以以刘邦与匈奴交战的白马之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原王朝完全可以碾压匈奴，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原王朝不敢轻易跟匈奴言战。
比如在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赵国自己就可以吊打匈奴，根据史料记载，赵国大将李牧曾经以少数优势兵力沉重打击匈奴，使得匈奴十年不敢南下。
在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也曾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将匈奴驱逐出河西走廊。
从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的匈奴是没有与中原王朝决战的实力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也是要清楚的，那就是匈奴的实力其实也在不断发展。
比如赵国是在胡服骑射后，才彻底打败匈奴的，李牧在与匈奴作战的时候，也采取了先示弱麻痹对方，然后出其不意进行出击。
等到秦朝建立后，竟然要发动三十万精锐，才把匈奴赶跑，为了防止匈奴南下，不得不修筑万里长城进行被动防御。
由此可见，不管是赵国也好，还是秦朝也罢，对匈奴都是较为忌惮的，对匈奴的快速发展也是始终保持警惕的。
为什么匈奴会发展的如此迅速？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因为匈奴人中出现了冒顿单于这样的英雄人物，是因为冒顿单于带领匈奴东征西讨，所以才走向强大。
我个人认为，英雄人物的出现的确能够影响历史的走向，但是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原因还是古人对匈奴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匈奴人是夏桀的后裔，是一支在北方草原“随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其实，这种说法显然存在着问题，匈奴可能并非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不断融合的游牧大联盟（大多数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都是这样形成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李牧吊打的匈奴，可能只是后世匈奴的组成部分之一。
民国时期的学者王国维是精通甲骨文的大师，正是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最终向世人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他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对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根据史料记载，匈奴在先秦时期“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由此可见，匈奴其实也是不断融合当时的其他游牧政权，与当时秦国统一六国是一个道理。
当时中原政权为了抵御匈奴，纷纷构筑长城，一直到秦朝时期将所有长城整合到一起，也增加了匈奴人南下的难度，为此，北方游牧民族的各部落不得不联合起来结伴南下，无形当中也促进了匈奴的融合。
在匈奴扩张的过程中，歼灭东胡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当时的东胡要把匈奴强大，经常欺辱匈奴，冒顿单于即位后，也学习赵国先对东胡示弱，然后趁其不备对其发动袭击，一举击败东胡，使得匈奴整体实力大增。
此后，匈奴驱逐月氏，吞并娄烦等部落，趁着楚汉战争中原王朝无暇北顾的时候，匈奴将蒙恬夺取的河西走廊又夺了回去。
等到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后，正好是匈奴东征西讨走向巅峰的时候。
尽管当时的匈奴十分强大，实际上还是无法与中原王朝进行战略决战，匈奴的作战方法大多停留在袭扰上，不论是攻坚还是与中原步兵方阵对决，匈奴人都不是汉朝的对手。
匈奴人擅长骑射，光是经常性的袭扰就让汉朝政权疲惫不堪了，所以，匈奴问题对于刘邦来说是一个还算挺棘手的事情。
但是对于刘邦来说，巩固汉朝的专制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其实是比打匈奴更重要的事，刘邦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对匈奴也采取纵容的方式。
刘邦的安内政策自然是打压西汉建立之初的异性诸侯王，包括韩信在内的一些异性诸侯王实力很强，是刘邦最为忌惮的实力，通过各种方式，刘邦基本铲除了多数异姓王。
但是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并不是都十分顺利，当时在汉朝北部驻防的韩王信（不是淮阴侯韩信），本来是抗击匈奴的一线，结果却遭遇刘邦的猜忌，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韩王信干脆投降匈奴。
刘邦为此亲率大军北方镇压韩王信的叛乱，抵挡匈奴的进攻，结果就有了白登山之围，率领几十万大军的刘邦被匈奴包围。
根据史料记载，为了脱困，刘邦采取陈平的计策，通过贿赂冒顿单于的老婆才得以说服冒顿。
可以说，这次战争让刘邦的脸面丢尽，当然，汉匈之间的故事在这里只是一个开始。
等到刘邦去世的时候，冒顿单于还给汉朝送来国书，这封国书不是悼念刘邦，反而是替刚刚守寡的吕后操心。
冒顿说自己一个人过很无聊，现在你也一个人了，要不然，咱们一块搭伙过日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