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六月，新上任的两淮盐政尤世拔，给乾隆皇帝上了这样一道奏疏：上年普福(前任两淮盐政)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
不了解内情的朋友们，看到这份奏折，可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下来，小编就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名词与背景：
“食盐专营”，一直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一大创收法宝。当年，贸易战专家管仲，曾经给齐桓公算过这样笔账：在一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如果有100万纳税人（古代的流民和黑户情况非常之多，所以真正登记在册的纳税人非常之少），那么，每人每月征收30钱人头税，一个月只能收税3000万钱；而如果将食盐每升加价2钱，按照维持正常人基本生理需要的用量计算，1000万人口（不管是谁都要吃盐，所以基本可以排除逃税漏税的情况）却可以得到6000万钱的收益。在《管子.海王》中，就有维持正常人基本生理需要食盐的用量统计：终月，大男（成年男子）食盐五升少半，大女（成年女子）食盐三升少半，吾子（小孩子）食盐而生少半。
可以看出：谁掌握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就等于是拥有了 一座取用不竭的金山银海。故而，古代封建王朝无一不对食盐进行强有力的管控，而盐政就是清朝政府专门设立的管理食盐官员（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这一职位之后的油水）。
可是，泱泱华夏那么大，清政府只设立那么一个盐政官，那么他是如何管理全国的食盐市场的呢？
说起来也简单，主要有两点：第一、将全国的所有食盐生产基地收归国有（垄断经营）；第二、所有盐商凭票认购食盐，进行销售。
也就是说，清政府在严格垄断食盐生产的情况下，发明了一种认购票（盐引，每张可购买食盐400斤），商人只有拿着它，才能在食盐生产地买得食盐，从而牟利；而盐政就通过靠控制盐引的发行量来管控盐商的。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盐政官的“生财之道”了：像贩卖食盐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肯定谁都想做。那么，在产地（货源）垄断的情况下，盐引就成为了奇货可居的稀缺之物，而每任盐政官就是通过盐商“孝敬数”（回扣）的多寡，来分配盐引的。
这几乎成为了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直到乾隆十一年，吉庆上任两淮盐政。贪婪无度的他，不仅以人口全国人口增加为由，向朝廷申报增加每年的盐引发行量（增加自己的贪腐筹码）；更是创造性地竟然搞起了“期货交易”（预售下一年度的盐引指标，即尤世拨在奏折中提到的“预提钢引”）——在吉庆眼看自己任职到期的情况下，又向盐商们预售了明年的盐引，多赚了一年的回扣，这也为此案最终的东窗事发，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兜兜转转二十多年，每任盐政都因为掌握着盐引这一稀缺资源，靠着“拿回扣”，而贪得瓢满锅溢，直到尤世拨上任。
可能是尤世拔为了得到盐政这个肥缺，花费的孝敬太多，急于补亏空；也可能是，真的贪婪成性、求财心切。初到任之后的尤世拔，没有丝毫的含蓄与羞涩，在知道自己任期第一年的盐引，已经被上任盐政普福预售一空的情况下，竟然公然向各路盐商索贿。
这是明显的破坏潜规则啊！从乾隆十一年吉庆上任，到乾隆三十二年普福离任，二十多年的官商潜规则，岂容有人搅局？再加上，这些盐商已经从普福那里拿到了乾隆三十三年的盐引。所以，“豪横”的盐商们对于司尤世拔的直接索贿并不买账。这可就打脸了！（尤世拨）风闻盐商积弊，居奇索贿，未遂。
都明着索贿了，可见尤世拔这个人做起事来是没有什么底线的——既然盐商们“不给他饭吃”，他就要砸了这个锅。于是，尤世拨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点了这个炮仗，故而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份奏疏。
但是，不得不说，这尤世拨搞起官场权谋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知道如果自己直接向朝臣检举此事，难免被人诟病。于是他耍了个“奸”：
当年，吉庆在向乾隆皇帝提出预售盐引的方案时，同样贪财的乾隆皇帝，虽然同意了这一做法，但是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在原有盐税的基础上，每张预售引单再增加三两的税银。
可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信息条件所限，像每任盐政到底有没有预售盐引、预售了多少这样的数据，朝廷是很难掌握的。所以，从吉庆开始，每任盐政就很默契地把那三两额外的税收，隐瞒不报了。
尤世拨在获悉了这一重大隐情后，就故意给乾隆写了那份奏疏。他明知道，历任盐政官从来没有，向朝廷缴纳过那多余的三两税银。可是，他却此地无银地向乾隆说起此事（预提纲引）。
果然，乾隆在看到尤世拨的奏疏后，立马想起自己从来没有人向他汇报过，那些因预售而多出的税款；于是，下令严查此事。至此，乾隆时期最大的贪腐案之一“两淮盐引案”终于浮出了水面。
据查，从乾隆十一年开始，到尤世拔的前任普福离任，二十多年间，历任盐政共预售盐引300余万张，侵吞税银达1000余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