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六十六岁的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与前几次东巡有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连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都聚集于此。
乾隆南巡图局部
一路之上仪仗塞路，闹得山东地界是翻天覆地。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乾隆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宝气，世间罕见。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贡品：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包括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乾隆南巡图局部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乾隆皇帝查收。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皇宫……皇帝出一趟差，赚得盆满钵满。
乾隆年间的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两种风气的激烈碰撞，让人看得一头雾水。我们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整个甘肃官场可以说是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前前后后竟杀掉大小官员五十多人，不能说惩贪不严。
可这种霹雳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贪风依旧愈刮愈猛。乾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颇值得玩味，虽然整个甘肃官场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后受到国法处置的只有两百人，要知道，一个省的官员接近千人。
那么其他五分之四的官员呢？答案是，大部分官员已经被带病提拔或者异地交流了。
这些漏网的官员就是沾了集体腐败的光，涉案官员之多让乾隆也觉得心惊，最后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门槛，涉案金额由最初的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既然一个林子里都是贪吃的野兽，为了保持生态平衡，那就抓大放小。
皇帝用事实证明，腐败有个边界，没有捞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捞出界，就是危险的。危险系数会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加而得到稀释，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
这也正是“齐黑”效应的题中应有之义。当这条权力链上的所有人都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黑与白的对比也就失去了参照。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黑”，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呢？不过都是行走于灰色地带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