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向来以门阀士族著称，有道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寒门出贵子"。
这时候，往往就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在阶级甚至阶层极度固化的社会里怎样进行不同阶级间的人才流动。
通常，贫穷的人们能选择的有两条路，参军入伍或者被官宦人家举荐。郭奉孝、刘牢之都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但这里讲的是另一条几乎隐匿的道路——拔寒素。一、九品中正制与兴起的士族
1"前"士族时代的概况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皇权旁落，豪族兴起。他们依靠盘根错节的乡党、诗礼传家的优势、大肆兼并的田地，形成了社会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虽然地域不同，但属于同一个阶层，同一种命运，也不妨称之为"豪族共同体"。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发家史不外两种。
其一是东汉早中期以经学传家，靠察举成为国家中上层官员，发展门生故吏，桃李满天下。其二是中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政局的动荡，自下而上地聚族成为一方豪强。
长久以来积累的政治经济优势，经历了汉末三国的动荡后，迎来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契机。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他们进一步要求更大的政治特权甚至垄断，于是"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出现。
2九品中正制的土壤
严格来讲，九品中正制虽然堪称为世家量身定做，而且其心昭然，但提出的背景却并不承平，最初的风气也并不是崇尚清谈——而且毋宁说截然相反。
所谓"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承魏氏凋敝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
这就体现了九品官人法的三个重点。首先，是"军中之政"，属于军阀当道，时局混乱之下的权宜之计。
其次，"人无播越，人无定处"，也就是说此时的世家迁徙到了远离乡土的地方，极易以家族利益为先。第三，"与古不同"，也就是与实行很久的察举制有了很大不同。
现在摆在面前的是两个问题——怎么与古不同，以及，为什么要与古不同？
战乱瘟疫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变化，但隐于其下的更大的社会危机是，乡里制的崩溃和以此为基础的乡举里选，也就是察举制的凋敝。
其余因素固然不可或缺，然而不算切中要害，限于篇幅，此处不表。总之，士族大规模迁徙，各地重新洗牌，乡论移于名士，新的州郡接纳外地士族。
为什么要"与众不同"也就显而易见了。中央大权旁落，统治者需要掌握着舆论和治国才华的士族重构家国认同，在众人以家族利益为先的前提下保证更多的"忠"。
士族需要重建有利于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以便在新的形势下占据有利地位。——这是双赢。二、野有遗贤与拔寒素
以上是在新的形势下吸纳士族人才的新举措，虽离题万里，无奈与寒素之士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好不弃繁杂，叙述一二。
然则，这样的人才选拔方式遗漏了寒素之士，九品官人法转为常法之后，国家机器也要顾虑到出身寒素的人才的感受。于是，"拔寒素"闪亮登场。
1、拔寒素的设置
"（武帝）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蚀之。诏曰：……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寒素。"
这是第一条提到拔寒素的官方诏书，由此我们知道，第一，这是天降异象（日蚀）之后的应对；
第2， 这是对一部分二千石不满的结果，拔寒素以替换不恤民情的二千石。
封建时期的天象，向来不是单纯的气象信息，同年，有地震、灾荒、日蚀，因此，可以理解为是皇帝借上天预警改革政治的举措。
而二千石是地方上的重要官员，将更多的贫寒子弟安置到以往由士族把控的地方，有利于加强中央皇权。
因此可以说，拔寒素的设置，是皇权与士族争斗的结果。皇帝一方面需要照顾到少数贫寒子弟的感受，避免"藉寇兵而赍盗粮"、"损民以益仇"的后果。
另一方面，也想要"以刑礼为己任，申韩为宏通"进而"驭强臣，效齐斧"。这两点，都是一个根基尚且不稳的新政权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顾及的状况。
然而，不巧得很，司马先生的算盘统统落空。后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晋少贞臣"，蒙受皇恩的世家大族尚且"良禽择木而栖"，又怎能苛求受到系统打压的寒门子弟呢？
因此，六朝之间，汉人北奔的不在少数，既有王肃、崔浩这样的高门，也有张宾、王猛一般的寒素。
至于后者，不论是作为一个世家大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王朝，还是作为一个河内的二流世家，司马氏想要摆脱士族的控制，都未免太难了。
2.门阀制度下的有限突破
自然，要肯定拔寒素的积极意义。"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然而又与流民百姓不同。
桓灵间歌谣说"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见寒素一词早被提出，与高第相对，姑且可以称作"寒门素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