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蔡承禧为集贤校理、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结束了他的言官生涯。周尹，熙宁九年任侍御史，对于免役法、钱法之弊均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曾上言：
“役人仓法太重，募钱太轻，无以自养，不愿就役，上下失所，公私共患。”又言：“官中见成数百万贯钱，顿为弃物，兼别行改铸，又废一重物料，经隔数月，未能敷及原数。就令改铸物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曰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三二年间，未满数百万贯，骮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
由此可见，周尹不止是一位只会风闻言是的言官，还有很强的行政能力。但是也正是他这种敢于指出新法弊病的性格，熙宁十年他又上言茶法不便而遭贬黜。王安礼，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中为苏轼说情，让苏轼少受了许多牢狱之苦。宋神宗对王安礼的才学颇为推崇，言“安礼于训辞初不经意而典瞻丰润”。但是王安礼的私生活比较混乱，神宗的诏命一下达，便遭到了御史丰稷的弹劾。
元丰四年到五年，北宋对西夏用兵，王安礼屡次劝说神宗不可兴兵，并告诫神宗“（徐）禧志大才疏，必误国。”神宗不听，结果永乐城在徐禧的错误指挥下陷落。神宗由此才感叹道：
“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
王安礼对宋神宗的不当之处总能切中要害的指出，比如他曾当着宋神宗的面指出：“臣观陛下行事时轻时重，一屈一伸。”元丰七年，王安礼因“子侄差遣用例奏钞”，受到御史张汝贤的弹劾，罢知江宁府。
元丰年间，台谏官中多“清流”，但是也不乏舒亶等见风使舵的小人。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述所列举的几位言官，他们在言职的时间都不长，这也是元丰年间宋神宗选用言官的一大特点。元丰六年，监察御史朱京向神宗指出“御史台假之则重，略之则轻。
今耳目之司，屡进屡却，则是言者不若静默之为贤，直者不若柔从之为智。偷安取荣，虽得此百数，何与国事耶？”如此鞭辟入里的见识着实让神宗有醍醐灌顶之感，不久，宋神宗特意夸赞朱京曰：“昨览奏疏，其补多矣。”但是宋神宗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虽然看到了问题，却已经没有办法再弥补了。
三、被逐渐弃用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
熙宁最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以王安石、吕惠卿为核心的变法派从北宋中央政府渐次失势出走，但是这只是代表变法的直接主导权由王安石转移到了宋神宗手中，那些具体推行新法的骨干分子并没有因此受到牵连。元丰年间，随着宋神宗本人对新法逐渐趋向保守，原先变法派的骨干分子比如薛向、李定等辈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宋神宗斥责或贬黜。
薛向，字师正，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宋神宗继位早期曾献西陲利害十五篇，早年与种谔一起招降横山一带蕃部。但是相比于他的军事能力，薛向的理财能力更加突出。熙宁初，宋神宗任命他为江、浙、荆、淮发运使，熙宁三年权发三司使，明堂礼成，提拔为右谏议大夫。但是宋神宗对薛向也不完全信任，早在熙宁四年宋神宗就有过“向性質不如羅拯”的评价。元丰元年九月，薛向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薛向对吕公著颇为恭敬，吕公著对他也有所改观。元丰三年，薛向因反对让百姓养马导致百姓家破人亡，被谏官弹劾为“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陈，而背后诽以盗名”，遂被宋神宗认为是“论事反复，无大臣体”罢知颍州。
李定，字资深，受学于王安石，因言青苗法善，被王安石重用并推荐给宋神宗，被宋神宗除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而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等人皆因弹劾李定越职入位而遭罢黜。熙宁年间，李定因为不除生母丧，被士大夫们集体弹劾，唯有王安石位李定辩解，李定不自安，故解职。熙宁八年，李定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徒任将帅，以天锡可乘之时，上为祖宗殓灭一方世仇，深用厚颜。……今日之势，岂复可远举深入哉，惟固境自全而已。”
宋神宗向文彦博表示自己不会再兴兵事了。文彦博对皇帝亲自批付自己非常感动，特地上章表示感激。元丰六年八月，宋神宗向大臣们感叹道无人才可用，蒲宗孟对曰：
“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其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没过多久，蒲宗孟即守本官知汝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保守派的老臣，宋神宗采取的态度是听其言而不用其人，从始至终，除了吕公著一人受到重用之外，其他人依然没有实际的提拔。或奸诈、或庸懦的中书，直言敢谏却仕途不长的台谏，被逐渐抛弃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分子，以及获得了荣誉却得不到实职的保守派老臣，共同形成了元丰年间北宋官场上的独特现象。这一切都是在宋神宗的一手操纵下形成的。
南宋朱熹在回答弟子“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的问题时说道：
“神宗尽得荆公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
朱熹的话算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就宋神宗在元丰时期的表现来看，至少在用人上，宋神宗是没有学到王安石的“伎俩”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对王韶、程昉、吕嘉问等变法派骨干分子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而宋神宗对他们却将信将疑，或者直接任用亲信，对他们进行干扰。
熙宁年间，王安石屡次直白地指责宋神宗用人不当，比如“陛下御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再如：“凡今欺诬众而忠信少，乃是陛下致其如此，不可专责人臣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遗憾的是，宋神宗将他任用“耳目”、“股肱”的精神在元丰年间继续发扬更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制，因为皇权的介入而分崩离析，缺少向心力，这时候的宋神宗是完全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掌控整个局面的。正所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