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年间，活跃在北宋政坛上官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势力：第一，被“奸臣”占据的中书；第二，被直言敢谏之臣占据的台谏；第三，被逐渐弃用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第四，重新受到重视的保守派老臣。宋神宗用他的御下之术在这几种类型的官员中间选择、取舍，形成了元丰年间特殊的政治氛围。
一、被“奸臣”占据的中书
宋神宗朝被列入奸臣传的五位官员中，有三位是在元丰时期受到重用的，且都位至中书，他们分别为：蔡确、邢恕、章惇。蔡确，字持正，进士及第之后调邠州司理参军。熙宁时期，受到王安石和邓绾的提拔，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六年正月，王安石从驾观镫，乘马入宣德门，衙士呵斥之，并刺伤了王安石的马。
王安石因此大怒，先是将衙士送到了开封府，又罢免了一位御药院的内侍，但是王安石犹觉不平。蔡确知道宋神宗此时已经对王安石的强权有些不满，所以上章弹劾王安石曰：
“宿衙之士，拱衙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衙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衙士者十人，自是以后，衙士孰敢守其职哉？”
宋神宗并没有追究王安石的措，但是却对蔡确的言辞表示称赞。蔡确猜透了神宗的心思，从这时候开始，宋神宗就属意欲于蔡确了。元丰元年四月，蔡确知道宋神宗不满御史邓润甫在治相州狱中的表现，故上章弹劾邓润甫欺下罔上，邓润甫因此落御史中丞知抚州，而蔡确顺利代替邓润甫坐上了御史中丞之位。
不久，蔡确又弹劾沈括作为近臣，见朝廷新法不便，不公开谈论却私下与执政商量，有撼新法之意，沈括因此黜知宣州。蔡确颇能揣测神宗的心思，故屡次凭借宋神宗对新法的坚持弹劾他人有不轨之心，以加强神宗对自己的信任。
元丰二年，蔡确再次弹劾宰相吴充不可以一人之力阻坏新法，被神宗提拔为参知政事，正式入主中书。元丰五年，新官制颁行，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获得了仅次于左相王珪的高职。终宋神宗的一生，对蔡确都非常信任。在宋神宗看来，蔡确是自己亲自选拔出来的大臣，必定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一度将立太子的大事嘱托给蔡确。但是宋神宗不知蔡确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的存在让立太子之事一波三折，多了许多的阴谋与算计，哲宗继位之后，宣仁太后召回司马光等老臣，蔡确素为士大夫们所不耻，遂于元佑元年罢相。
邢恕字和叔，初出入于司马光、吕公著门下。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颇为重视，蔡确为了迎合神宗，便向神宗推荐了邢恕，邢恕升任职方员外郎，从此蔡、刑二人共为一党，为虎作伥。
元丰末年，神宗不豫，欲立延安王为太子。蔡确、邢恕知道司马光等人早晚要复起，所以心生歹意，谋划将定策之功归己，以期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是这条奸计因为宰相王珪的坚持而没有得逞，预示着蔡、刑二人必将失势。哲宗继位之后，邢恕很快贬知随州。章惇字子厚，熙宁年间颇受王安石和宋神宗的重用，命为湖南、湖北察访使，后召还，擢升为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
熙宁七年九月，三司大火，章惇帅兵来救，第二天即被宋神宗提拔为三司史。之后章惇受邓绾弹劾，出知湖州，但不久就被召回为翰林学士。元丰三年，章惇为参知政事。后因其父占田被罢。元丰五年行新官制之后，章惇为门下侍郎。哲宗继位之后，司马光尽废新法，章惇独上章言法不可尽废：“若役法……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当然，此时的中书并不只有这几个“奸臣”，比如官位略高于蔡确的宰相王珪，也是从熙宁年间就逐渐提拔的老臣。
元丰年间，王珪与吴充并相，王珪忌妒吴充，遂听从蔡确的建议怂恿宋神宗大兴边事，以保其位，实在算不上是一位君子宰相。元丰年间，宋神宗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任用官员的手段也逐渐纯熟，当然“纯熟”是相对于熙宁年间的表现而言的。此时的宋神宗没有了王安石及其周围的变法派，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培养“耳目”与“股肱”，但是遗憾的是，宋神宗将他任用“耳目”、“股肱”的心得延续到了元丰年间——在宋神宗的心中，官员的才能比人品重要，而忠诚又比才能重要，正是基于此，蔡确、邢恕等擅于揣摩上意的小人才能够长久的侍奉左右。
二、被直言敢谏之臣
占据的台谏宋神宗对于言官的选择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即向司马光看齐。熙宁四年二年，宋神宗向近臣感叹道：“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以无过矣。”元丰五年，新官制即将颁行之际，宋神宗依然向辅臣说道：“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司马光在言职，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敢谏，且博闻多识，对很多政事有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非常尊敬且器重。熙宁年间，宋神宗提拔杨绘、刘挚等人为言官，就是看上了他们直言敢谏。
后因他们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宋神宗迫于无奈，将他们贬知地方。元丰年间，宋神宗完全掌握了变法的主动权，对于言官的任命完全自由，与中书多小人相比，这时期的台谏倒显得更加“清流”。
其代表人物有邓润甫、蔡承禧、周尹、王安礼等。邓润甫，字温伯，熙宁年间被王安石提拔为编修中书条例，后神宗擢升他为知制诰。熙宁八年，与邓绾一起治郑侠狱，颇得神宗器重。郑侠狱过后邓润甫上言：
“近者群臣专尚攻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变风俗。”
因此受到神宗的肯定。熙宁九年，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又言李宪不可以为征讨安南的将帅。后又屡次率言官蔡承禧、彭汝砺等人言不可妄兴边事。元丰元年，因受蔡确诬陷落御史中丞知抚州。蔡承禧，字景繁，熙宁八年擢为监察御史，蔡承禧大体上是支持神宗推行新法的。熙宁九年，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在蔡看来“今之患在乎百职之不自任其职而已”，因此在他看来朝廷是极其缺乏“精明强敏之士”的。而宋神宗再次提拔吕惠卿等小人，无疑是加剧了这种状况，蔡承禧屡次上言皆不听，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言职，乞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