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写道，皇太极的亲军在皇室会议外面进行武装包围，多尔衮威胁各亲王必须立福临当皇帝，这引起种种不满，多尔衮以武力挫败了两个亲王企图发动的政变，但内战随时可能爆发。
就在此时，吴三桂突然开门降清，“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面前，内争平息”，满清政权入关，“瓶颈危机”就此渡过。
多尔衮
长期艰难的狱中生活，使柏杨以超出常人的洞察力，来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优劣、政策的得失、社会的兴衰、人心的向背、人性的善恶进行思考。
《中国人史纲》一书特别对中国传统的法制、人权状况进行了大幅描述和研究。
柏杨深入分析了司马迁遭受腐刑一案，提出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是普遍而且长久存在的，绝不是孤立或偶发事件。
《中国人史纲》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司法系统方面的普通法庭，另一个是军法系统方面的诏狱法庭。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这是一个很令人无语的说法。柏杨指出，在这个系统中，审判者的唯一任务就是秉承上级头目的旨意，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份判决书，任何人不论职务、级别再高，只要陷进去，就不可能自保。司马迁就是受到诏狱法庭的审判。
柏杨记述的另一个有名的案例就是功高盖世、官至宰相的周亚夫，他儿子购买纸制刀枪，准备老父去世时作冥器用，却被人告发私藏兵器，准备发动叛乱。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皇帝想要办他，法官执法不是追寻真相，而是以最高命令为准为他罗织罪名，因而周亚夫的所有解释都毫无用处。
周亚夫
柏杨认为，“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法律好坏不在“法条”本身，而在怎样执行“诉讼法”；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于如何确定犯罪。因此，中国历史上才会冤狱遍地、酷吏横行。
《中国人史纲》更是以细致的笔法，详尽描述摧残人权的制度性建设在明王朝达到顶峰时的情景，东西厂、锦衣卫可以任意捕人，不加限制地滥用各类酷刑。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这些特务机构将刑事诉讼法中的“瓜蔓抄”运用到极致。
即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随意攀附，辗转牵引，如统治者不主动停止，甚至能网罗到全天下的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张“法网”，这就是至黑的明王朝统治。
柏杨写到清王朝时，可能是感同身受，对“文字狱”更是深恶痛绝。《中国人史纲》认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酷吏酷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是与这种制度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的。
文字狱
柏杨不是科班出身的学院派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是写给中国普通人看的，因而以通俗生动为标准，他应该定义为一位出身平民为平民写作的平民史学家。
十年的牢狱生活，促使柏杨认真思索中国的历史进程，在浩瀚的典藏中寻找、爬梳、凝炼，一点一点形成《中国人史纲》这样一部以“中国人”的活动为特定对象的著作，因其时间跨度和写作方式，切实做到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在中国历史著作中，《中国人史纲》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忧天下”、“探世变”、洞察古今的史学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