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洛阳地位不逊于作为首都的汴梁，所以，宋人眼中的洛阳是一座“宜居度”很高的大都市。正如《邵氏闻见录》中的记载，“康节先公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
正因为洛阳是个适合学者修养身心的城市，刚过了而立之年的学者邵雍，才会选择这座城市定居讲学。
仁宗元年，来自共城的学者邵雍带着父母定居于洛阳，在这里落了脚。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决定，让他的学者生涯有了更好的发展。来到这座陌生的大城市时，邵雍没有任何倚仗。由于他声名不显，所以，连温饱都成问题。
不过，贫穷对于品德高尚的学者来说是早已司空见惯的，是以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不露戚戚之穷”，在简单的生活中怡然自得。或许，正是这份淡然，让他收获了洛阳名士的青睐，在学术之路上越走越远。
满腹经纶的邵雍从不炫耀自己，在与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往往能虚心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就算他与其他士子的观点产生分歧，邵雍也从不强词夺理，总会耐心地听人说完。此外，邵雍从不以貌取人，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寒门子弟，都能得到他的公平对待。更难得的是，邵雍在与人交流时经常“乐道其善”，喜欢表扬其他人的优点。
王安石实行新法的过程中，许多朝中大员对此嗤之以鼻，有些甚至辞官隐退。一些邵雍的门生特地致信邵雍询问老师的意见，邵雍给出了中肯的回复。虽然，邵雍同样不能接受新法中的一些条目，但他却认为：那些与王安石爆发矛盾并辞官隐退的大臣做得更过分。因为这样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邵雍觉得，法令严格是一件好事，但严法宽施才是治国的良策。因此，他每次给弟子写信时，都会对他们进行尊尊教诲：“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久而久之，邵雍中肯的观点传遍了京都，一时间各方名士皆有心结交这位见识不凡的学者。
司马光、富弼这些曾一人之下的能臣隐退之后，都选择了洛阳这座大城市养老。虽然，当时的邵雍只是个穷的叮当响的学者，但这些享誉盛名的名士仍愿意结交这位后生，甚至，以与邵雍结交为荣。不论是司马光还是富弼，都曾多次拜访邵雍，与其交往频繁。
这些名士还有意地帮助邵雍进行宣传包装，并倾囊相助，一块凑钱给他买了一座占地颇广的园林。据说，这座庄园内有山有水，光是大屋就有三十几间。
为了答谢朋友们的馈赠，邵雍特地赋诗一首：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自古以来，贫寒的名士不胜枚举，像邵雍这样既没有显赫的背景，又没有考取功名的学者，为何能得到上流社会如此慷慨的馈赠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学问圈非常淳朴，对于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来说，身份、背景、地位、金钱并不是结交的纽带，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品德与能力。
所以，洛阳城的名士与邵雍结交的纽带，正是邵雍所拥有的超乎常人的美德和才华。这种友谊，堪称云天高谊，也正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时的邵雍有怎样的知名度呢？
不论是洛阳城里的显赫人物，还是平头百姓，每当长辈对晚辈进行教诲时，总会将邵雍奉为正面典型：“毋为不善，恐邵先生知。”可以说，历史上像邵雍这样被大众尊为道德标杆的，除孔孟这两位先人之外寥寥无几。一时之间，贤良的士子尊重邵雍的品行，处处向他学习；不贤良的劣徒佩服他的秉性，以邵雍为标准规正自己的作风。
这一时期，洛阳城涌现了无数人品与才华俱佳的人才，连汴京人都听说洛阳盛行的忠厚之风，各地士子纷纷向洛阳士大夫效仿，以至于，不论哪个地区的名士只要路过洛阳，都要去拜访邵雍这位名士。连北宋理学家程颢（也就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人），都曾在拜访过邵先生后说出了这样的话：“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由此可见，在时人心中邵雍的地位，丝毫不逊于古代的圣人。
当然，这样的名头邵雍也担得。
两宋理学（或称新儒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在理学的创立阶段，邵雍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宋史·道学一》的排列次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并且，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实绩。
邵雍的哲学思想更是受到《列子》、《庄子》的影响，在吸收道家易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
【《邵氏闻见录》、《宋史·列传·邵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