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7月关羽发动的襄樊之战成了蜀汉国运的转折点，战前刘备刚刚拿下汉中和东三郡，实力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战后不仅关羽战败被杀，荆州四郡也落入孙权之手，这还不算，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都和此战有莫大的关系，比如孟达叛逃、刘封被杀以及东三郡的丢失，刘备为了重新夺回荆州大举伐吴，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损兵折将无数，蜀汉国力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后世每每谈及此战，基本上都会把战败的主要责任归罪于关羽，比如他的骄傲和无容人之量，和傅士仁、麋芳、潘浚等人的关系都不好，直接导致了傅士仁和麋芳的投降等等，以至于刘备追谥了法正，居然都没有追谥关羽，即使刘禅后面追谥也只是给了个引来后世无数争议的壮缪侯，那么大意失荆州，到底谁该负主要责任？关羽：我背了一千多年黑锅。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说一说关羽为何要在汉中之战刚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发动襄樊之战，主流的观点都认为关羽太过心急，仓促之间发动时机不对，事实上无论对关羽还是刘备而言，这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战机稍纵即逝，以后都未必有这样的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关羽的荆州兵团四五万人还是有的，那么曹操呢？曹操刚刚遭遇汉中之战的大败，主力滞留关中一直到10月份才回师洛阳，从襄樊前线到许都甚至洛阳一线兵力空虚，曹仁一个征南将军守樊城才几千兵马，徐晃屯宛城也才一万多人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兵，于禁拼凑的七军三万多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估计是许都的屯田军，战斗力并不强，文聘在江夏走不开，东线的夏侯惇和张辽鞭长莫及，曹操真正能动用的机动部队很有限。
第二，除了军事实力占据优势之外，局势也对关羽相当有利，218年曹魏一方接连发生了两场叛乱：一是1月份许都发生耿纪、韦晃之乱，10月份宛城又发生侯音之乱，虽然都被平定，但是后遗症仍在，曹操甚至不得不从紧张的汉中前线把徐晃抽调出来派驻宛城。
这还不算，洛阳附近的梁县、陆浑和许都附近的郏县等地也发生了民变，可以说218-219年曹操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
曹操主力远在长安、襄樊前线又兵力不足，叛乱再加上民变，关羽兵强马壮实力占据优势，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等曹操大军回师、局势平稳之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关羽在此时发动襄樊之战战机把握得相当好，而且从战役前半段来看，关羽的战果相当辉煌，可以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正在关羽将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时候，孙权在背后捅了刀子，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得手，关羽匆忙回师战败被杀，可以说孙权背盟是导致关羽襄樊之战战败的根本原因，那么孙权为何出尔反尔背弃双方盟约从背后捅了关羽一刀呢？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就是三步棋：先夺荆州，再取益州，最后兵分两路北伐中原，其实在此之前鲁肃的《榻上策》也一眼就盯上了荆州，可以说双方都不可能放弃荆州，这个矛盾根本是无法调和的，即使是215年双方谈判瓜分荆州之后，孙权也没有放弃夺取荆州的决心。
很不幸的是《隆中对》压根就没提及孙权，只是想到刘备如何得到荆州，却忽视了荆州同样是孙权的根本利益所在，只要有机会孙权一定不会放过，而关羽北上襄樊正是给了孙权这个机会，刘备以为双方谈判之后荆州的纷争已经不存在了，却压根没想到孙权在一旁虎视眈眈。
这种从上到下战略上的忽视才是最致命的，关羽率主力北上，益州的刘备、诸葛亮、法正等决策层没有一人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如果庞统在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居然没有一人提出要派兵加强荆州的防守以防止孙权的偷袭，哪怕派一个人去临时主持一下大局也好，关羽再厉害也挡不住曹操和孙权的联手。
可能有人会说关羽的骄傲自矜导致了糜芳和傅士仁的偷袭，没错这算是原因之一，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两人的贪生怕死，即使关羽和他们两人关系不错，吕蒙大军一到两人最终仍会投降。
何况糜芳是南郡太守，这是荆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傅士仁是防守东吴最前线公安城的守将，两人一个是刘备的小舅子，一个是跟随他几十年的幽州老乡，既然关羽和他们两人关系不睦，如果关羽真有这个权力的话，肯定不会把这两个如此重要的地方交到他们手上，所以说这样的人事安排不是关羽的本意，肯定是出自刘备之手。
此外关羽围困曹仁于樊城的时候，就几次要求刘封出兵配合自己的军事行动，却一次次被刘封拒绝，试想一下，关羽有假节钺在手，如果刘封和孟达真归他管辖的话，两人真会违抗军令？很大的可能是东三郡属于益州，节制荆州军事的关羽根本管不到他们，有假节钺也没用。
襄樊之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关羽威震华夏战功赫赫，如果没有孙权在背后偷袭，凭徐晃区区一万多新兵又岂能击退关羽，攻破樊城和襄阳是迟早的事，关羽至少也能拿下襄阳和南乡两郡；第二阶段撤军回师荆州战败被杀，在荆州已落入吕蒙之手、后退无路以及军心涣散之下，关羽其实已经回天无力，换成谁来都无法力挽狂澜，战败是必然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孙权的偷袭，导致孙权偷袭的根源在刘备而不在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