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时代的亲情人伦观念，发展到周代前后形成“仁”“孝”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由爱自己的家人，到国人，到人类，是为大仁；由敬养父母，到传承发展祖宗基业道统，是为大孝。周人有强烈的天命观，武王伐纣的理由就被认为是纣王“自绝于天”，周人心中是否受天眷顾的前提，当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从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追求秩序 稳定执中
中国超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超长时间的定居，需要不断调节社会内部秩序以保持稳定，逐渐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执中的文化基因。中国人追求稳定秩序的另一表现，就是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主体活动范围一直变化不大，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不为也，非不能也”。
早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为稳定、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脉络连绵不断、民族主体前后相承，从未中断。陶器是一种简便实用而又容易破碎的器物，中国两万年前就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后来则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大的陶器流行区，原因就在于早期中国的农业基础和稳定社会生活。距今五千多年以后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只是将羊、牛、小麦等家畜和农作物传播到中国，并未改变早期中国以稻作和粟作农业为主体的基本生业格局，饲养的家畜也主要是依托于农业经济的猪。距今四千多年欧亚草原以马拉战车为特征的畜牧文化的扩张，对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其刺激下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一条畜牧文化带，但这条文化带的人群构成、文化因素主要源于中国本土，从未因此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早期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征，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
中国最早的斧、锛、凿等石器，主要是建造房屋所用的木工工具，聚族而定居是史前中国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和林西白音长汗等兴隆洼文化遗址，有外面围绕壕沟的村落，里面的房子排列整齐，中央一般有大房屋。这和同时期西亚等地比较随意的聚落布局有明显不同。在距今六千多年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也都发现了环壕村落，比如姜寨环壕村落有五片房屋，每片房屋中都有大、中、小之分，大房屋可能是举行祭祀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几乎所有房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央广场，周边还有公共的制陶场所、公共墓地，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向心凝聚、秩序井然。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巩义双槐树遗址，甚至有三重大型环壕，中央为大片高等级建筑区。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址，是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距今五千年以后则遍见于黄河、长江流域各地，这些古城的建造，不仅是为了御敌或者防水，还有区分内外、强调“中心”、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功能。如数百万平方米的良渚、陶寺、石峁古城，都是以规模宏大的“宫城”为中心，小而规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则有中轴大道的发现。中原地区的城址最为方正规矩，这既有平原地区地理特点的原因，也与其更加追求社会秩序有关。此外，从裴李岗文化以来，早期中国各地墓葬普遍排列整齐，在追求社会秩序方面和村落、城址的情况相通。
距今八千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的房屋，基本都是中央有火塘的方形或者长方形房屋，有的火塘后面还有石雕神像，在追求建筑空间规整对称的同时，同样存在“中心”观念，这种观念也贯穿整个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距今五千多年前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中部靠前有神圣大火塘，以四根对称的大柱子支撑。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最大的建筑，则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内外有别、东西两厢左右对称、左中右三门主次分明这些中国古典宗庙宫殿式建筑的基本特征。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前厅后堂式宗庙宫殿建筑，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宗庙宫殿建筑群，布局也都是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夏商周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宗庙宫殿建筑，更是规整庄严、秩序井然，尤其陕西岐山凤雏的“四合院”式西周宗庙建筑，堪称中国古典宗庙宫殿式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西周统治者崇尚秩序、稳定执中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水稻栽培一万多年前出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九千年以后扩展到淮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距今六千年以后已经向华南、台湾甚至更远的地方扩散，距今四千多年以后扩展到四川盆地。中国的黍粟栽培一万多年前出现于华北地区，距今八千多年以后扩散到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大部地区，距今五千多年西进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高耸的青藏高原，距今四千多年已经到达新疆地区。史前农业在开拓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气候和土壤环境，需要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
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水源丰沛，但地势低平，洪涝灾害频发，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规模建城筑坝，防水治水，劳动强度很大，更不用说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所需要的勤劳和耐心。黄土高原虽然土层深厚，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比较干旱，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所以北方农民必须习惯于忍受干旱带来的生活艰辛，面朝黄土背朝天，抓住时机适时播种、及时收割。作为中华文明直根系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土高原的产儿，仰韶文化跨越今天的八九个省份，前后延续两千多年，集中体现了史前华北先民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中国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勤劳坚毅、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作者：韩建业，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早期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度性体现，主要为具有自律属性的“礼”，而非外力强加的“法”。“器以藏礼”，礼制的具体表现就是器用制度、宫室制度、墓葬制度等。礼制的特点是柔性自律、朴实节制和刚性规矩、等级差别的结合，是“执中”或“中庸”之道。从考古来看，距今五千多年的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大小墓葬等级分明，大墓规模宏大，随葬品很少且成对出现，既体现出墓主人的不同地位，也很节制，反映当时在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墓葬制度或者礼制的萌芽。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墓棺椁成套，随葬品有一定规制，已经有了初步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至西周时期则发展为成熟的棺椁制度和用鼎制度。鼎是早期中国的第一礼器，首先出现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距今五千多年在中东部各地已经初步形成以陶鼎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距今四千年以后的夏代晚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铜鼎，在周代不同级别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鼎、簋等礼器的数量有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