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要与国际语境对话
当代美国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撰写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他选择评价了二十六位作家，指出其伟大之处在于“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
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也认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由此可见，西方对文学经典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解。一般来说，学界讨论什么问题，就是对什么问题感到焦虑或遇到了麻烦。有媒体曾讨论过“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这一问题的提出者是一位美籍华裔作家。他认为中国要写出伟大的小说，必须要有“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就像美国有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小说意识一样。他认为美国有这样的伟大传统，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从《红楼梦》到鲁迅，都被他否定了。他认为《红楼梦》只是那个时代的好作品，而鲁迅只写了七年小说，七年时间连小说技巧都不可能掌握，怎么会写出文学经典？这个著名小说家，曾经获得过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他这样评价中国的经典作家作品，我们只能对他的勇气表示惊讶。因此，也不是所有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接受。这也正跟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轻慢和蔑视一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
因此，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还存在着与国际语境的对话关系。西方学者和作家对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和阐释，从一个方面表明，文学经典构建的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国际语境的形成。在国际化的语境中，不同的视角出现了评价中国文学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说，西方的声音或尺度，已经进入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关于文学经典化的新的语境和条件，我们要面对和适应这个新的语境和条件。这不仅与一个依然形成的“文学联合国”有关，更重要的是，文学的价值、功能以及关注人的情感方式的特殊性，超越了种族、民族和国家界限。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具体的处境还是有巨大差异的，因此文学关注的问题和方式方法也必然多有不同。对本土文学经典的指认、强调和传播，也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或主体意志。这种坚持，不仅仅是对民族性的强调，也是由确立当代文学经典的特殊性决定的。
我们的文学史写作，需要注意区分“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用荷兰汉学家佛克马的话来说，文学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文学史的叙述是不能完成的。“文学史经典”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有标示性的意义，但是，由于文学性的欠缺或其他方面的因素，还不具有文学经典的价值，因此不具有再阐释的可能性。这就是“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4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