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成文化强国，离不开创作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之作。经典，简单说就是不会过时的作品，这些作品穿越时间烟尘、突破山河阻隔，对当下仍发挥着烛照和指引作用。本期三篇文章聚焦经典作品创作经验及经典性再阐释，敬请关注。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在不断认知、对话和阐释的过程中，其价值会不断得到丰富。在冰心、艾青、钱钟书、曹禺、夏衍、汪曾祺、臧克家等著名作家诞辰纪念之际，光明日报开辟“追光文学巨匠”栏目，连续以整版的方式，对每位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价值进行再阐释，丰富了对这些经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可见，文学经典需要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得以确立。
在不同的场合，我曾多次表达过，评价一个时期、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应该主要着眼于它的高端文学成就。所谓高端文学成就，就是具有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而经典文学作品，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能表现文学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杰出作品。这一表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落实到具体的经典作品，它的指认是在一定的时间范畴内实现的，于是就产生了经典作品不断确立和颠覆的过程。
确认文学经典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指当代人在新的文学实践条件规约下，在新观念的支配下创作的新作品，同时也指不同时代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和再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经典文学的经典性。抑或说，即便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经典文学一直具有被再发现、再阐释的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强调的经典作品某些方面的价值和创造性，遮蔽了它们具有的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因时代带来的不同局限、问题或困扰，我们总会以“片面”的方式强调经典的某个方面。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难以超越的。
近期，光明日报推出七期“追光文学巨匠”专刊，梳理七位文学巨匠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展示他们创作对当下的启示。
因此，文学经典一直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认和构建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对于经典的指认，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分歧，只是当时相对来说还简单些。古人虽然也无可避免地受制于文学作品自身价值的规约，受到时代审美风尚、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类书和选本选择等的规约，但是，这些规约毕竟还限定在本土版图范围之内，还是“自家对话”的结果。比如，有了董仲舒为首的汉儒的努力，孔子就可以成为经典；有了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的经典诗文作品，基本就没有大的问题了；比如《唐诗三百首》，入选的作品除了伪作之外，其经典地位也日久天长。
这种由我们自己指认经典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文学。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被确认——“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经典地位难以撼动，就是排名顺序也经久不变。还有，以《子夜》《家》和《骆驼祥子》为代表的作品，一直被新文学史命名为“启蒙经典”，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被命名为“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文学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当代大众文学的经典，等等。
文学经典的建构，要与历史和时代对话
经典的建构，不仅和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有关，更与不同时代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等有关。比如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有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规约和禁忌的形成，也无形中树立起了文学界的绝对权威，比如周扬。他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对某些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他的肯定或否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就有了基本评价的依据。后来事情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发生于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联袂发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章改变了百年中国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的编撰方法；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强化了这一观念并且诉诸批评实践。
但是，在这样的批评实践背后，同样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这就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中国学者的接触和接受。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部著作。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的批评视野，探讨了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史》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理论资源。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接触过这部著作的学者深受启发，要重新确立新文学的经典。但是，这一多少有些冲动的行为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那“翻烙饼”式的批评方式，只不过是逆向地评价了现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一误打误撞的文学行为，也从某一方面鼓舞了中国的批评家，原来文学的历史是可以重新书写的。于是，关于经典化、历史化的讨论，一时间此起彼伏。
重写文学史，本质上就是不断地同文学历史讲述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化”。这时我发现，那些真正被质疑、被批评的文学史，也就是“有问题的文学史”，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恰恰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的“问题”，是被研究者的不同观念发现的。“观念”不同，又试图在观念层面讨论问题，是不可能达成文学史共识的。但是，恰恰是因为不同观念对文学史的阐述，构成了文学史的价值。那些被发现的“问题”可能正是文学史价值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化就更应该是一种文学史家不断对话，试图达成共识的“历史化”，是文学史家永难完成的文学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