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秦者，秦法也；亡秦者，亦秦法矣。商鞅的法家思想，既使得秦国统一了天下，又落得个二世而亡的下场，那么法家思想究竟可不可取呢？对此，可以从拉开秦国覆灭序幕的大泽乡起义着眼，《史记》中陈胜、吴广起义部分，前后有一处“自相矛盾”——戍边途中下雨误期究竟是不是死罪？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批记载秦律的竹简，还原了那段尘封的往事，也使得严谨如司马迁为何会前后“自相矛盾”，解释的通了。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 ——《史记》 陈胜、吴广在戍边途中，一连下了很多天大雨，道路泥泞耽误了期限。可戍边误期，是要斩首的，陈胜、吴广密谋：现在干不干大事，都是死罪一条，不如拼一把，也不枉活于世！由他们的密谋可见：秦朝末年，秦律已经不近人情了，哪怕有大雨的原由，误期都会被处死，至少作为屯长的陈胜、吴广是必死的。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史记》可是当陈胜、吴广号召部众起义的时候，他们的说辞和密谋时是有偏差的：你们因为大雨误期，按规定是要处死的。就算侥幸之下没被处死，可戍边者也有六七成可能死在边关。为什么前边密谋中误期是必死，而公开演讲时大雨误期，还有存活的可能呢？两个可能：其一，身份有本质性区别，陈胜、吴广是屯长，必定被处死以儆效尤，但其他人未必会死。其二，秦朝只有短短的15年，可秦律变更速度过快，难以准确的传达到各地，“法治”掺杂了“人治”的成分，有了法外开恩的可能。
1975年，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1155枚竹简，使得部分秦律内容有了真实的还原。墓主人叫做“喜”，出生于秦昭王45年，见证了秦王政统一六国的经过。这批秦国末年到秦朝初年的律法，和陈胜、吴广描述的有根本性区别。 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也），及诣。水雨，除兴。——睡虎地秦简误期三到五日，应当予以斥责；误期一周左右，要罚一盾；超过一周，要罚一甲。征发的人数一旦凑齐，要尽快送到服役的地方。遇到了大雨天气，可以免除徭役。由此可见，至少在秦朝初期，服徭役误期并不是死罪，甚至遇到大雨还可以免除徭役。那么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等人，为何就有了杀头的风险？
这和法家的性质有关，法家强调“法治”，追求富国强兵，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秦始皇时期，蒙恬领军30万北逐匈奴，征用民夫数十万；平定岭南等地，又征用数十万军民；修建阿房宫动用民夫70万。到了秦二世时期，胡亥、赵高先是修建秦始皇陵，后又继续修建阿房宫。短短十五年内，征用民夫200万有余，秦律能不变得严苛吗？那么秦律真的只是纯粹的一个“暴”字吗？
二月不准私自砍伐山林、阻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能烧草做灰，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搜罗幼兽和兽卵。只有有人病故，砍伐树木做棺材，才可以不受时间限制。由此可见，秦律一方面限制人们春季伐木，烧草制灰、采集植物幼芽、捕捉幼兽，但另一方面，也规定制作棺木不受时令限制，可以随时伐木。它只是通过了强制性手段，来达成“不违农时”的效果，但对于制作棺木的特殊情况，并没有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反之而论，如果只做出规定，而不强制性执行，那和没有规定有区别吗？
因此，“法治”是必要的，灭亡秦朝的是连绵不绝的大规模徭役，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是苦于徭役，秦法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隋炀帝时期，没有严苛的秦法，他就不能大规模征用民夫了吗？因此，“德政”和“法治”并不冲突，“德政”是要合理地制定、执行律法，使“法治”能够保障民生。“法治”的优良性在于有明确的标准参照，一张白纸本是没有内容的，书写内容是否合理才是益民之关键所在。而不能用一个王朝末年的阶段性律法，存在的严苛之处，来全盘否定“法治”，推行没有标准可以参考的“人治”。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史记.陈涉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