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本身的资质不行，虽得张居正倾心培养，但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只纠正于张的私德，却没看到张为国为民的大德，连反抗跟权谋手段都没，就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更不要说政治不因个人感情而妄为。张在世时，万历连动都不敢动下，反抗跟权谋手段可见一斑，等到张死了，翻起旧账倒是厉害，还将有利于国的政策改得面目全非。看看秦惠文王，杀商鞅而不废其政，两者实在是天渊之别，说明非亡于万历，实亡于张居正，就好像一个快在沙漠渴死的人，运气好碰上一个人给了他一桶水，还为他指明了出去的路，结果他那桶水倒是喝了，却不按人家指的路走，最后渴死在沙漠，却怪那个人给的水不够。
张居正给大明打了一针强心针，把剩余一点机能短时间吹鼓出来，然而也仅此而已。大明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解决，某种意义上甚至加快了大明的灭亡。如果放手让海瑞搞20年，大明还有转机，晚明只有朱元璋这种强人才能扭转乾坤，海瑞正是洪武帝迷弟，言必称洪武，而张居正却对洪武不屑一顾。还是举盐稅的例子，与以往不同洪武帝并不靠垄断盐稅直接敛财，而是鼓励商人向边疆输送战略物资来换取食盐份额。
这种方式虽然朝廷货币收入少了，但边境物资充沛，可以轻松应对大规模战争。可悲的是到晚明后，这项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各方上下其手，盐票泛滥不能兑现，已经没有多少商人愿意这样做了。于是张居正干脆来个货币化，取消这项制度，让商人直接花钱买盐票。同样货币化的还有田税，的确，太平时期，问题或许不大，而且明面上财政收入也能大增，但其实边境省份越来越穷，东南越来越富。辽饷最多的时候一年700万两，占朝廷收入一大半，但辽东士兵还在饿肚子，这么多钱只是肥了各级官僚，辽东军阀和粮食商人，多么可悲。
明朝改银本位一方面是美洲日本白银大量涌入，另一方面是铜钱的大量外流。当时周边各国全是用的明朝铜钱，供不应求。张居正不过是顺势而为，另外明朝后期并不缺白银，而是大量白银集中在免税的官僚地主手里无法流入民间。从而造成缺钱的假象。这也是李自成后来放任刘宗敏拷掠官绅的一个客观因素，通过暴力方式重新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和再流通。否则就算改朝换代，新朝仍然解决不了财政问题。
明朝不是在单纯收集银子而是进行贸易，同时也在进口产品，明朝财政是在张居正之后的东林党手中，通过一次次权力交接逐步挥霍掉的。先是挣国本弄了个一月天子上来，发680万两筹军功，才萨尔浒了抽啥军功？连上来带埋了一个月总花费在1000万两左右，接着就是天启上来就是230万两买马，也就是说1620年7月到12月，5个月花了万历三大征的全部军费。
张居正事必躬亲，做得再好，也不如教好皇上，作为皇上的老师，张居正做事有点儿本末倒置，想改革也是好心，但对那些既得利益的大臣要不就不惹，要不就扳倒，干事半截拉胯，最后功亏一篑。奸臣变本加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张居正削弱了明朝晚期的管理体制，尽管他是好心，像诸葛亮一样只突出自己个人能力，不知道培养更多能人管理国家，岂有不败之理。
张居正走了王安石的老路，刚愎自用，张居正比王安石做的更过分的，窃皇帝权威而自用，这还不算什么，张居正失败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圈子混进大量投机份子，这些投机者根本就不懂变法，他们能得到重用只是因为他们可以无条件的支持张居正。任何事情只要被那些投机者掺和就注定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