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和《辽史》、《金史》都是元朝末年纂修的。其实，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就有人请求纂修辽、金二史。元世祖诏令史巨撰修。南宋灭亡以后，元世祖又令史臣撰修《宋史》。但由于朝廷内部对采用怎样的体例编写这三部史书意见不一，影响了修史工作的进行。直至元顺帝时，才诏令脱脱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实际上参加修撰《宋史》的，有阿鲁图、欧阳玄等三十八人。其中欧阳玄出力最多。
《宋史》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全书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记载了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至宋赵昺祥兴二年（1279年），含北宋、南宋共三百二十年的历史。篇幅之大，居二十五史之冠。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担；王安石变法改革官制后，主要由秘书省负责。官修的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的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的日历，详细记载典章制度的会要，还有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除官修的当代史外，私家撰述的历史著作也不少，象南宋初年史学家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一代史实；南宋孝宗时的史学家徐梦莘修撰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的关系。因此元朝修《宋史》时，拥有足够的资料。以志来说，《宋史》共十五志，一百六十二卷，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仅次于列传。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仅见。其中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还包括职官的食邑、荫补、俸禄等，从中可以看出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此外，《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编得也比较好。《宋史》的志书基本上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宋史》的体例完备，融会贯通了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有体例，纪、传、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创新。如外国和变夷分别列传，这就分清了国内的民族和国外的邻邦的界限。《宋史》的列传比前代史书都丰富，共收入两千多人。“五代史”中未列传的重要人物，如韩通，《宋史》把他和为拥周反宋的李筠、李重进一同列入《周三臣传》里，既弥补了“五代史”的不足，又反映了韩通等三人的历史作用，这种处理是十分恰当的。
《宋史》的最大缺点是比较粗糙。由于成书时间短，只用了两年零七个月，而且时值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因此编纂得比较草率。编写中对史料缺乏认真鉴别考订，资料也没有精心裁剪；书的结构比较混乱，编排失当，从整体来看，北宋详而南宋略,如《文苑传》里，北宋文人达八十一名，而南宋仅有十一名；《循吏传》里，南宋竟无一人。此外，宁宗以后的史实多缺而不载。列传虽然占的篇幅很大，入传的人物有两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守合州有功的王坚，其英勇程度，不减唐朝的张巡守睢阳，但在《宋史》中却无专传，其事迹只散见于《宋史》、《元史》的本纪和列传中。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终身面不向北的郑思肖，爱国诗人刘克庄等，也都没有列传。有的还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如《宋史》列传一百一十六有《李熙靖传》，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传》。还有列传的编排不以时间为序，造成了前后顺序的混乱。
《宋史》尊奉道学（理学）的思想倾向很明显。在《儒林传》之前，首创《道学传》，记载了两宋的道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学的地位。再有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也都是宣扬道学思想的。其中《忠义传》里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这些内容虽旨在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但为后世研究理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宋史》尽管疏漏较多，但仍保存了不少已失散的原始资料，是了解和研究两宋历史的重要史书。明清以来，不少人对《宋史》加以纠正或补充。成书的有明朝柯维骐的《宋史新编》二百卷，合宋、辽、金史为一编，以宋为正统。《宋史新编》订正了《宋史》的一些错误，但史料的丰富远不及《宋史》。清末陆心源的《宋史翼》四十卷，增补《宋史》列传七百八十余人，附传六十四人。（王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