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兴隆沟遗址“中华祖神”出土地，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复制的敖汉整身陶人像。孙自法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长远来看，你觉得文明探源工程还有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
王巍：第一是拓展研究范围。原来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建议拓展到接近8000年开始，因为8000年确实是文化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时期。下限从距今3500年延伸到2800年，延伸到西周晚期，因为我们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周代礼制的形成，在那时才应该说到了基本完备的阶段。空间上继续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但建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都应该扩展进来。因为等到商周时期，这些区域陆陆续续都融入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大格局之中，再后面到秦汉时期就完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2022年6月28日，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考古发掘工作正有序开展。图为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张浪 摄
再一个建议，就是大大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度。自然科学已经大力推动了工程进展，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还不够。未来研究任务绝不只是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就能够解决，包括文明的特质、文明的路向等等。所以各种人文社科的参与势在必行。
第三个建议是要加强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没有充分的比较，我们自己的文明特质很难准确全面地概括。
最后就是成果的转化和转播，让我们的成果为国际学界接受认可，为炎黄子孙增强民族自信。这几个方面是当务之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某些地方一直以来有一种趋势，把一些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对应起来。比如三皇五帝、尧舜禹的传说，为他们寻找故乡、传说地点等等，将这种非学术的比附也当作对文明的探寻，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巍：应该从考古的实际资料出发，做好本地文化发展的序列，以及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进程的研究。
但与此同时，古史传说、民间传说应该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比如说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在4300年至4100年前的晋南，出现了一系列王权的证据，甚至有观测时令节气的观象台。这跟《尚书·尧典》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因为时间、空间、规模、性质、内涵等方面都高度吻合。再比如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发现了6000多年前石雕和陶制的蚕蛹，非常形象。当地有很多嫘祖的传说，传说嫘祖是黄帝的妻子，发明了养蚕缫丝。在嫘祖传说非常盛行的地方，确实出现了6000多年前的石雕、陶制蚕蛹，恐怕不能完全用偶然来解释，最起码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山西陶寺遗址上复原的观象台。孙自法 摄
师村遗址出土的石制与陶制蚕蛹。(拼接图片)国家文物局供图
所以五帝时代绝不是虚无缥缈的，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考古发掘来验证、辨析。不能一概以古史传说代替历史，但也不能一概否认，尤其是后者。现在有了大量的发现，我们的任务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实”古史传说，是要以考古发现去“检验”古史传说，分析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