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根深蒂固。从孙中山时代就提出的五千年文明之说，到1979年出版的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观念的塑造。
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自1979年首次出版以来风靡了近半个世纪，促进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观念的塑造。苏楷泽 摄
然而一百年来，“五千年中华文明”始终面临着科学的审视。寻找切实可信的中华文明之源，成为数代学人的情结和使命。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文明起源就是最为关键的课题之一。后来不断出现的远古遗迹，持续为这个问题提供论据，一步步催生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中国考古百年，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考古由此成为最迷人战场之一，造就了几代大师。
世纪之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前所未有的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的力量，研究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脉络。这一迄今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启动至今的20年，恰好覆盖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考古生涯的后一半。
“我觉得这20年，尤其最近10年，应该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王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真的是很幸运，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年文明探源工程在整个中国考古行业发展中有怎样的重要性？
王巍：探源工程20年是中国考古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最好的时期。我们的目标聚焦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这个超大型的课题，聚焦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原来往往是一个遗址、一类器物的研究，但有一个大的工程引领之后，每个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也有自己的小目标。
我觉得工程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形成了集群力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广泛应用。另外一点，我们进行文明研究，不能不研究外来文明因素，这就要关注其他文明。我们试图提出中国方案的时候，要兼顾其他文明；我们与世界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更要了解其他文明。所以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也推动了中国考古“走出去”。最近10年，中国已有30多支队伍到20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大大扩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
这20年，尤其最近10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我的40年考古经历中，后20年集中在文明探源工程，最近10年又带了几次考古队到国外，真的是很幸运，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西坡遗址考古发掘。孙猛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在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形成的认识时，区分了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阶段，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在8000年前，形成于5000多年前。这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做了新的阐释和补充，8000年前发生了什么？
王巍：距今8000年到6000年是全球范围的气候大暖期。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这个时期农业促使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距今8000年前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作绿松石器的技术，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在贾湖和内蒙古赤峰兴隆洼等遗址，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说明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8000多岁的贾湖骨笛。王中举 摄
这次我们提出一对重要的概念，就是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中华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是历史的真实，但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也提出，中华文明不止5000年，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龟甲上已经有契刻符号，还用骨笛演奏音乐，这难道不是文明吗？我们意识到，必须澄清模糊认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把“形成”专门提出来，就是5000年前。相对来说，大家对起源阶段的认识比较模糊，但把形成阶段单独区分出来就比较明确了。
探源工程目前为止聚焦的还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时间段，最重要的观点，就是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关键的关键。但文明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是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逐步发展的结果。未来文明探源继续开展下去，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上限提前到8000年，对前面这3000年也开展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范围里，还有什么你觉得需要继续去探索的问题？
王巍：太多了，还有很多历史谜团。比如文字的问题，夏代到底有没有文字，甚至夏王朝历史的确认。还有没有更早期的文字，比如说8000年前贾湖遗址龟甲上刻画的符号，跟甲骨文同属方块符号系统，中间5000年的间隔到底怎么来看？还有像红山文化，还欠缺一些诸如都城、宫殿等其他关键证据，是不是能够填补起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