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的“变通”，政治层面上终以“利漕运”为目的，社会层面上则以“益平衡”为结果，同时变通本身又体现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运河的畅通既蕴含着古人人定胜天、物尽其用的积极态度，其间也有一定程度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面对“尊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问题，历代漕运政治以“人事”为重，保障畅通的代价则可能牺牲局部，甚至在变通的过程中出现了“积累莫返之害”。孟子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运河之澜，或在于时势更迭变迁之中。
四
“融通”是河流流动所带来的流经区域文化融合的态势。大运河作为人口迁徙、信息传播、物资流通的载体，使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成叠加并彼此渗透，促使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形成日渐密切的融合。但与一般河流不同，运河本身人工开挖的政治性以及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又必然决定了大运河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在历史某些时期主导着文化景观，并促进中华文化走向精致典雅。更重要的是，运河的高度流动性也带来社会和文化的高流动率，导致社会纵向流动加快，弱化了既定人群社会地位的差异，形成了社会及文化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未突破阶层畛域，而是指社会上、下阶层更加频繁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相对开放、融合的态势。例如，明清时期以运河为通道贩运粮食、食盐的商帮获得商籍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沿运河南北销售的烟草，其传播路径从边缘群体向政治和社会精英自下而上流动，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尽管此类种种无关宏旨，但运河通过制度进入传统社会内部，部分疏通了社会发展的脉络。
融通，并非指运河将区域文化融为一体，而是指其形成了“一气周流”的态势。一方面，运河流经的区域文化有其特定的土壤，文化类型纵非对立但必然有异，事实上，大运河流经区域也并未形成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文化区域；另一方面，融合并非各种元素简单相加，也不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就会形成新的变量，而是指多元文化及运河之间融合自洽的状态。这态势在帝制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变革，但使中国渐趋走向社会的开放、市场的专业化并促使等级序列体系松动。
当下，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背景之下，“通”依然是大运河文化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特点，它所演化出的联通、流通、变通及融通的功能虽已部分发生变化，但其精神的核心要义依然可以贯通古今，万物流通带来的不仅是“扁平世界”的趋势，还有世界文明的互鉴。大运河文化以其“通”达之力，继续形塑着中华文化，推动着社会发展。
（作者：吴欣，系烟台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京杭运河区域社会研究”〔16AZS01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