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起，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工作，不仅清晰实证了历史记载的重大事件，而且以出水数以万计的明代文物，突出显示了明末中国南方的社会景象。
揭开“江口沉银”神秘面纱
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其实，在2020年4月29日举行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上，来自蜀王府16斤重的“蜀世子宝”金印就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原名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战场遗址。
1646年，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顺岷江南下，在此遭遇伏击，战败船沉，传说上千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船沉于江底。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断成都府。”数百年来，民间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也广为流传。清代以来，诸多文献也记载了张献忠曾沉银于江口。
自20世纪20年代起，遗址所在的岷江河道内陆续发现有文物出水。到目前为止，已开展5次考古挖掘，每一次都有新的重大发现。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现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和国际学术界瞩目。2021年，与四川省内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一同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5次考古发掘，出水文物7万余件
经5次考古发掘，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文物已达到7.2万件。透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明末经济、政治、军事环境鲜活地展现出来，仿佛就在眼前。
沿着时间线回望。2005年，岷江河道内修建饮水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段木鞘，内藏7枚银锭。2011年，岷江河道内取沙，发现了金册等文物。201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17年4月，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水下考古首期收官，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成功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1月24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正式开始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前后历时近3个月，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万余件，发现了大量兵器，进一步证实了遗址为古代战场的性质。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工作正式展开，4月28日结束，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万平方米，出水文物1万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蜀世子宝”金印。
2021—2022年，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2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2万余件。
实证当时政治制度及政权变迁
在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珍贵文物中，铸造于1643年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曾被转卖，后经警方介入追回。这件文物对确认遗址的性质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遗址三期考古发掘中，出水了一枚“蜀世子宝”金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口沉银考古项目负责人刘志岩介绍，“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
在近期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又出水了一枚“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荣”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常德荣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同时，此次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为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6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6字。“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确认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主体遗存是1644年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但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遗址内发现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遗址内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历代钱币，时代上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据刘志岩介绍，通过最近一次的考古发掘，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还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类型，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为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系列发现为我们认识战争发生地点提供了新的线索。”刘志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