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的一天，许某带着妻儿外出就餐，儿子在饭店游乐区玩耍时，与周某的儿子发生打闹，双方都觉得自家孩子吃了亏，起初的口角演变为了双方大打出手。扭打过程中，许某拳击周某脸部，致周某鼻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
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倘若按程序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起诉到法院，一天就可以结案。但是，小朋友玩耍打闹、家长相互指责、一言不合变成大打出手……合上案卷，这些场景一遍一遍在我脑子里重复着。
许某护子心切，很难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刑罚，给他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的影响将会伴随一生。“不能这样草率结案！”我心里暗自决定。
本案系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如果达成刑事和解，可以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在侦查阶段，双方没有达成和解，要么是双方心存怨恨不愿和解，要么是赔偿价格相差太大没谈拢。我立刻联系办案民警，不出所料，双方都没有和解意愿。无论如何，在审查起诉环节，我还是决定努力尝试一下。
我电话连线嫌疑人许某。“我儿子被咬出了血，对方家长还恶语相向，我实在是气不过才动了手，现在要吃官司，还要赔钱。”许某向我诉说着满肚子的委屈。
接着，我又拨通了周某的电话。“我家孩子的脸被挠伤了，对方家长非但没道歉，还动手打人，我鼻子骨折了，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周某同样一肚子火。
我一边耐心细致地向许某释法说理，解释刑法的相关规定，说明相关法律政策，以及刑事处罚后将来可能带来的影响，帮助他解开心结。另一边苦口婆心地劝导周某，告知他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及维护合法权益的途径。分析案件的起因都是为了孩子，当时双方都不理智，开导他进行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减小给彼此带来的伤害，劝解他放下仇怨，冰释前嫌。一番劝导后，我给双方都留了几天的思考时间，并留下电话随时为他们答疑解惑。
几天后，许某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对当初冲动的行为也感到后悔，经过考虑，他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但经济能力有限，愿意赔偿2万元，希望我能从中调解。
周某也主动来电，向我进一步了解其诉讼权利，以及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实现的赔偿诉求。我一一细致解答，同时，我向周某转达了许某的歉意以及和解的意愿。周某提出后续需要一大笔费用用于鼻子矫正，要求对方赔偿8万元。
一方出2万元，一方要8万元，虽然价格还相距甚远，好在双方都各自迈出了一步。
接下来，我开启了“煲电话粥”模式，也记不清来来回回拨打和接听了多少次电话，了解许某的经济赔偿能力，向他解释法律政策以及达成刑事和解对于处理结果的重要性；向周某解释法院支持赔偿的范围，分析后续处理对双方存在的利弊和影响。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双方各自作出让步。6月22日，许某当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当场支付了赔偿金5.5万元，被害人也对许某的行为予以谅解。在我的主持下，双方握手言和，当场签订了刑事和解协议书。
基于双方已刑事和解，考虑到本案系由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许某具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且平时表现一贯良好，无违法犯罪记录等，我院经检委会讨论决定对许某相对不起诉。
宣布不起诉决定那天，看着许某拿着不起诉决定书如释重负的表情，似乎这一纸文书将几个月来笼罩在他们一家头上的阴霾一扫而空。许某和周某再次握手和致意，双方对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一再感谢检察机关充满温情的司法。此时此刻，我感到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来源：检察日报
口述：李晓艳
整理：范曾(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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