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我来到深圳加入华为,错过买深南路的房,也见证产业风云变幻

2020-10-17 07:55:50 作者: 23年前,我

摘要:深圳是个逼出你潜能的地方。

关于深圳,我的回忆很多,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值深圳建市40周年之际,写就本文。酸甜苦辣,俱上心头。

1985:第一块电子表来自沙头角,看电子业全球变迁

1985年,我在湖南省南县读初二的时候,有了一块液晶显示的电子表。这也是我第一次拥有采用了集成电路(IC)的产品,当年国内的电视机和收音机都是用晶体管的。

我戴在手腕上,珍惜地用衣袖保护住,时不时扒出来看上一眼。那跳动的数字啊,就好比我青春悸动的心。

这是老家政府组团来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香港一侧买的港货,据说是买了“一撮箕”带回来。说是当时的价格是5港币一块,相比我父母手腕上一百多人民币一块的上海表,可谓“杀伤力惊人”。

上海的表业也就此衰落。上海牌、宝石花,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啊。

那个年代,霍元甲和香港录像风靡全国,哪个小伙子能带回些港货,找对象的简历上都要多一笔光辉。

改革开放之后,三来一补的模式在深圳甚嚣尘上。“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就是原料进口和销售都是在香港,加工生产在深圳。包括电子表在内的电子制造业,就是这样在深圳蓬勃发展起来了。

4个特区里,深圳发展最好。深圳各产业里,电子业又发展得最好。 一度有个说法:全球70%的电子业在中国,中国70%的电子业在广东,广东70%的电子业在深圳。东莞一堵路,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就跳动。我认识的老一代创业者挺多的。我父亲戴国良的学生邓正清来到深圳合伙创立中元电子做元器件,甚至在布吉的荒山里挖出了一条中元路。罗文华创立的航嘉电子现在是家很大的电源模块企业,大量采用了明锐理想视觉检测设备。南京熊猫派出潘光宇来深圳做京华录音机,那是我90年拥有的第一个WALKMAN。

深圳电子业成长的关键原因是,背靠电子业发达的香港。

香港的电子业,起家于六十年代,甚至早于台湾(七十年代起家),产业来自日本和美国。

1959年,胡孝清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收音机工厂,承包了索尼晶体管收音机(本地称为原子粒收音机)的制造合约。最初主要是劳动密集的装配工作(俗称:拧螺丝)。美国的电子公司也到香港设厂,到了1970年,据说有230家电子厂了。逃港潮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70年代初,集成电路的兴起,电子表产业发展了起来,起初价格很高。1972年,英特尔收购了Microma,野心勃勃地想进入这个领域,推出的电子表定价为400美元。结果,几年之后,随着日本企业(西铁城、卡西欧、精工等)的疯狂扩产,价格降到了数十美元。1978年,英特尔灰头土脸地退出了这个行业,从此再也不做电子整机了,专注做CPU。

图注:英特尔博物馆里的电子表

香港从外包起家,自己的电子整机产业也发展了起来。我知道的香港赛霸创始人林文震就多次获得了香港总督奖。他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1972年来到香港,设计出各种电话机出口欧美。此时,香港也可以做电子表的整机设计了。

今天台积电如此牛逼,而台湾芯片产业的第一桶金,也来自香港电子表产业。

1977年,台湾工研院在台湾落成了第一座集成电路三英寸示范工厂。员工则在美国RCA接受了训练。第一批产品就是电子表的IC,这是台湾制造的第一颗集成电路。

一位在香港做电子表的台商给了他们10万颗芯片的订单。不到一年,工研院的芯片生产良率超过了RCA,成为了全球电子表芯片的大供应商。

大中华地区共同努力下,电子表价格断崖式下跌,我拥有的5元港币一块的电子表,也就横空出世了。

深圳的电子表和机芯厂产家甚多,很多是为国外品牌做代工,快速响应灵活定制的能力很强。其他城市也有,我1993年暑假社会实践的时候,去过江阴一家闹钟的机芯厂参观过,专做一种机芯。

深圳着力发展自己的品牌,最著名的是飞亚达,不仅做机械表,还做电子表。

海量的电子消费产品,是拉动集成电路发展的最大动力。有三代动力,第一代是家电,日系最强,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里面用的芯片,第二代PC,美系最强,韩国借机发展了内存。第三代是手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2006年于深圳爆发的山寨手机革命,剧情也和电子表是类似的,带动了联发科、展讯、格科微、艾为、汇顶等众多的芯片企业发展。进入今天的5G时代,中国芯片企业就更多了。

最为黯然神伤的是香港,错过了集成电路发展的宝贵机遇,将中芯国际拱手让给了上海。金融是香港的拳头优势,阿里巴巴重回港股,却因为同股不同权不被港交所接受,而远走美国股市。而现在连A股都接受了这个规则,科创板的UCloud(优刻得)就是同股不同权的第一股。

港片《甜蜜蜜》和《大话西游》里,描绘了这样错肩而过、让人不胜唏嘘的爱情。

1997:来深圳遇当头一棒,看产业风云变幻

1994年我本科毕业拿到了通光北电的OFFER,在蛇口。HR说了一句话:住惯了蛇口的人,不习惯住市区。因为去广州读研究生,我放弃了这个机会。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1997年9月底,我放弃了广州市电信局的美差来到深圳,是中了深南路繁花似锦的毒。一家卫星传输公司的CEO之前极力游说我加入。为此,我还自己向学校垫付了8000元培养费(去电信就不用出)。

不过,现实却给了我我迎头一棒。来到卫星传输公司,却发现CEO已经离职。公司HR愿帮我落户口,但其他待遇都免谈了。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离开。走在深圳街头,越想越委屈,什么都没干,就亏掉了8000块,让我欲哭无泪。短短几天前还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我,却马失前蹄。夜色阑珊,闪耀的灯光,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带走我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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