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对我的记忆似乎也留在了几个月前，他说：“我看你穿防护服的样子，还以为你很高。”很高，也许是防护服产生的错觉，也许是他心里对所有医务人员形象的高大化（虽然我当时穿防护服，却并非医务人员）。
阔别半年多，一见面还是聊起跟疫情有关的事。王欣说，两天前受邀参加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的开幕式。刚一进馆，就有记者就认出了他，一大群人立刻在他身边围了好几圈。“话筒都堵到嘴跟前了，”她女儿一面比划一面说，“这阵仗从来没见过，我们都吓蒙了。”记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抛过来，有些问题老爷子回答了十多遍。后来，我看了不少媒体在专题展上拍摄的视频，反复听到老爷子说一句话：“感谢党，感谢国家。”
10月15日，王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上参观。
“感谢党，感谢国家”的话，我听王欣老人说过多次，在病房里、视频通话里、在媒体报道上。这天，在疫情过后的十月份，我们坐在酒店的大堂里畅聊别来情由，他又说起这句话，眼圈又红了。女儿在一旁说；“又激动了。”反倒是说到自己病中苦痛时，他一直很淡然。
像王欣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后很多人共同的认识。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政府如何不惜代价救治患者。他们也从新闻里看到，国外疫情如何蔓延，损失如何惨重。“此生有幸做中国人。”这是在武汉，另一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对我说的一句话。说话时，他也流泪了。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个人感动。首先当然是情，爱情、亲情、友情……那些柔软、温暖的情绪。此外，还有义——把个人追求置于伟大事业中，舍生取义、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在这片发起过辛亥首义、见证过武汉会战的土地上，家国情怀根植已久。109年前，革命党人在武昌城外的中和门打响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第一枪。82年前，面对日军进攻，这里唱响过“保卫大武汉”的歌声。
2020年，与新冠疫情的斗争再次激发了武汉人的这份家国情怀。那位康复后的武汉市民说：这次疫情我是病人，受到很多人的帮助，万一以后国家再遭遇这样的灾难，我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别人。就像《查医生援鄂日记》中所说：“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分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
如今，王欣老人又恢复了往日的作息：早晨八点起床，听五分钟手机新闻，出门吃早饭，回家练琴，下午在小区散步。偶尔，还出门会会我这样的远方来客。康复后，他不仅时时把“党”挂在嘴边，而且还挂在身上——和他对面坐了许久以后，我才发现，他的胸前别着一枚党员徽章。
前路
我在武汉采访期间，唐建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份荣誉证书：他在一项全国性演讲比赛武汉赛区中获得了一等奖。他演讲的内容是患病期间遇到的那些光辉榜样。做一个正能量的传播者，这是他愈后新的人生方向。
唐建明是武汉冠捷科技的一位供应链管理师，也曾是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一月底，初步诊断为疑似病例后，他在几家医院之间辗转了25个小时，最终在武汉第三人民医院找到一张病床。几天后，武汉第一批方舱医院开舱。因为他病症较轻，医生动员他转院到方舱，把病床留给还在医院门口等待的重症患者。
唐建明从方舱医院出院前与护士合影。
他说，道理当然懂，但是关系到个人生死存亡，谁不想多一线生存的希望？在医院病房里，生命就多一份保证。虽然是轻症，但他也听说过不少轻症患者病情突然恶化的案例。况且，方舱医院谁也没见过，到底怎样，谁也说不准。他记得对劝他转院的医生说：“我还年轻，活着还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但当医生第二次来做他工作的时候，唐建明还是答应了。这就是武汉人，做起事说起话来，给人很聪明很强硬的感觉，而实际上大多数都颇厚道。
医生交代完转院事宜，离开病房，又转身折回来，对唐建明说：“谢谢你，32床。”离开三院是在二月五日深夜，那一晚下着小雨，他看着医院门口的高架路上空空荡荡，只有雨丝在路灯下反射着光，他想：“武汉能挺过去吗，我能挺过去吗？”
在转院的急救车里，一位年长的病友已经拿着行李在等候。相互通报了姓名，长者叫蔡龙跃。谈起为什么答应转到方舱，蔡龙跃说：“我是党员，应该把床位让出来。”蔡龙跃干脆的答复、自己最初是否同意转院的盘算，两相比较，唐建明有些羞愧。同时，对“党员”二字也有了真切的体会。从此，唐建明一直称蔡龙跃为“党员大哥”。
唐建明和“党员大哥”是第一批入驻方舱医院的患者，也是第一批挺过来，从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康复半年多后，他开玩笑说：“那次差点进了鬼门关，等下次真进了，阎王爷要问，‘这中间你有什么收获吗，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吗’，我应该怎么回答？”
其实，他早已有了答案，就是宣传身边的那些榜样：坚守岗位的武汉医护、逆行而来的外地医疗队员、主动让出床位的“党员大哥”……从方舱出院后不久，他就写了文章《致上海“逆行者”：拜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向上观新闻投稿。九月他致信“湖北之声”广播电台， 十月他参加了一项全国性演讲比赛。他说：“如果每个人都学榜样做榜样，何愁国家不能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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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间，我在武汉采访，曾一次次驾车跨越长江，往返于两岸的武汉三镇各家医院。那时候，江边黄鹤楼上，景观灯夜夜寂寞地亮着，却无人登临。当时我想，等疫情过了，黄鹤楼重开的时候，一定要登上楼顶，俯视大江两岸。
十月，重访武汉，再渡长江，又想起了半年多前的愿望。但上网预约参观时，却发现，热情的游客早已把近几天的名额约满。热热闹闹的武汉又回来了，不再是“此地空余黄鹤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