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无论是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还是1990年代的新生代，上海和南京总在文学上联系紧密。在今天，它们一个有思南读书会和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一个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还共同聚集了中国当下最活跃的一股青年批评家力量。
从2017年开始，两位批评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决定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轮流举办一年一度“双城文学工作坊”，邀请海内外作家、诗人、艺术家、翻译家、出版人和上海、南京的青年批评家每年就一个话题展开对话，关注当下青年写作生态，呈现青年写作新特质。
三年了，从“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到“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再到“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双城文学工作坊在一次次充满交锋与跨界的“文学探险”中成为了两地青年批评家的一种常态。
《文学双城记：青年道路》书影
今年九月，记录前三届工作坊文学对谈内容的《文学双城记：青年道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还选录了张怡微、王占黑、王苏辛、大头马、三三、黎幺等十三位青年作家的中短篇作品，为人们一探中国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状态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在场”资料。
9月30日，在第四届双城文学工作坊即将举办之际，金理就前三届工作坊的回顾与反思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金理
【对话】
澎湃新闻：“双城文学交流工作坊”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学批评家为主体，主要关注的是当下青年的写作生态。在你的观察里，大家对于“青年写作”及其生态的理解存在哪些差异？
金理：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于“青年”的定义来看，不只是一个侧重自然生理属性的年龄概念，而更指向侧重社会文化属性的一类精神、气质。循此推论，正当妙龄的年轻作家也有可能提供的是暮气沉沉的作品。
我们的工作坊强调青年写作的新锐与先锋气质，这首先是共识。有些差异的可能是评论态度，几届工作坊的发言中都有师友提到了当代文学评价中的“媚少”现象，年轻人的作品并不因为年龄而先天占有优势或享受“治外法权”。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我也同意。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对于青年写作的评价，在作品完整性之上更看重可能性，在一丝隐现的可能性中去预测其未来的丰富，“计划更好的途程”。陈世骧先生的这段话，最能表达我心目中批评与创作的理想关系，尤其是在面对青年写作时：“他（评论者——引者注）真是同感地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地达到目的。”
何平
澎湃新闻：论及工作坊举办初衷，另一位发起人何平曾说：“我们坚定选择和那些在商业市场与传统机制的双重挤压间艰难尝试文学探索的创作者站在一起。”
因而我特别关注参与工作坊的作家都有谁：第一届有陈志炜、大头马、三三、黎幺、宋阿曼、王昊然、王苏辛、周恺、马骥文，第二届有陈楸帆、陈思安、笛安、焦窈瑶、李樯、唐睿、糖匪、王莫之、王占黑、张怡微、周嘉宁、朱婧，第三届有小白、黄昱宁、周嘉宁、朱婧、默音等。
我好奇的是，工作坊如何识别出“那些在商业市场与传统机制的双重挤压间艰难尝试文学探索的创作者”？你前面说到，在作品完整性之上更看重可能性，那么“可能性”在判断与选择上有标准么？这些标准是否意味着我们传统的文学发表和出版机制存在问题？
金理：首先，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王占黑，现在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对于占黑而言，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个重要推手。此前她第一部作品出版还必须依托经费资助，投稿到纯文学刊物遭遇退稿。然而获奖之前，占黑在豆瓣上早已风生水起。可见我们主流的当代文学评价机制其实还是滞后的。有人批评占黑的写法老气横秋，我不这么认为，从其作品关注的人群（老旧社区）、主体状态（在文学内外充斥佛系青年、失败青年之时，占黑作品背后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主体）、对于城市生活的崭新设想（以定海桥共治计划为核心）来看，完全合乎我们工作坊提倡的先锋气质。
其次，所谓“在商业市场与传统机制的双重挤压间艰难尝试文学探索”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悲壮姿态。传统机制有缺陷，我们就应该介入其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近年来《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花城》“关注”栏目、《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等都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尝试，我们工作坊也当加入其中。同样，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以一种清高姿态去拒绝市场也是无法设想的。如果回到文学史中，文学青年们经营、调用现代出版市场的经验，比如巴金、赵家璧、施蛰存等等，足以让今人汗颜。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我们可供取用的阵地理当更新颖、多元，不用去期待未来的黄金时代到来，每一代人都是在限制中一点一滴尝试突破的。
所以，在我个人看来，作为文学的担当者和实践者，置身今日文学与时代的变局，那种压制/排斥vs悲壮/坚守的姿态是无效的，更当勇于入室操戈、借水行舟。
澎湃新闻：三届工作坊的参与者中亦有文学杂志编辑和出版人。你认为工作坊为当下青年文学，尤其是边缘创作者的作品发表和出版带来了哪些实质的影响？
金理：影响不会那么直接和实质。所谓的“边缘”，如果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发现，这位创作者在另一个舞台上早就是热点关注。我们的工作坊，可能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心-边缘的、固化的认知结构。所以说到影响和变化，首先指向我这样的文学研究者，需要反身自省：文学的版图，早就不是传统文学机制所认定的那几块；在对当下文学做任何整体性的判断之前，我们先要看到更多、听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