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的滥用在实践中是肯定存在的，是否需要急刹车主要取决于人脸识别的使用者和被使用者之间的博弈，公共机构一般不易介入这样问题的决策。”王四新认为，“因为人脸识别需要成本，滥用涉及使用者成本承担的问题，这会限制人脸识别被滥用的程度。如果仅仅是滥用，滥用之后没有其他的非法诉求，或者没有以人脸识别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其他牟利或犯罪行为的，一般上作为监管机构来讲不需要主动插手，也不用担心是不是需要‘急刹车’的问题。”
在采访中，《法治日报》记者也注意到，目前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是以个人同意为基础。但不少受访者则表示，很多人在表达同意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获得充分有效的信息告知，并不知道其中蕴含的重大风险，或者因没有其他的选项不得不作出同意。
“如果不是法定强制人脸识别的场景，应提供其他替代性的验证机制，赋予公众选择权。”郑宁说。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为，个人信息至少有三种属性，对个人来讲，它是个人在社会当中一种自我表征身份；对社会公众来讲，个人信息也是社会公众识别个人的符号形式；对国家来讲，个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人脸识别主要需要防止它滥用，而不是通过规定哪些信息可以用、哪些信息不可用。对个人信息的滥用要作出科学的界定，明确有哪些类型，然后通过法律来对滥用进行规制。”在刘德良看来，人们现在都在强调保护、防止泄露，而没有做到有效防止滥用，结果导致我们越强调保护，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