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遍遍地劝说之后，人潮慢慢散去。之后，信件像雪花一样寄来，“门卫吃不消了，每天3大箱。”
“我们用了很多人力，把信全部看完，再一个个通知他们按规定时间前来面试。”
面试那天，依然人满为患，有的小朋友没挤进内圈，就由爸爸举过头顶，一个个传进去。面试结束，老师把孩子高高举起，问：“这是谁的孩子？”然后再慢慢传递出来。
3万多人报名，最后录取50人。整个面试流程延续了近4个月。
三年之后，同样的场景重演了一遍。报名当天，许多家长提前3个小时就赶去排队，长长的人流一时引起了交通堵塞。
报名的火爆还催生了“黄牛”，他们趁机把5元一张的报名单涨到50元。
“去高级的地方开眼界”
裔莎当年并没有经历这样600：1的严峻面试，她是1986年考进小荧星的那批孩子。
她的爸爸喜欢表演，只可惜自己是老三届，没有接受培训和参加表演的机会，看到女儿有点天赋，就想尽办法送她去参加各种文艺培训。
“小时候参加一台晚会的录制，梁波罗（演员、歌手）抱着我演唱了一首《白鸽》。为了帮我把上电视的镜头一个不落地录下来，父母特地买了录像机，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时间行进到1990年代，父母还是一样的想法。
赵艾伦的父母觉得自己小时候没能学成钢琴是个很大的遗憾，于是不惜花下4900元“巨款”买下钢琴，每周骑自行车带她去音乐学院附近学钢琴。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骑到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我一定要吃一根紫雪糕，否则就不愿意去。”
虽然不情不愿地学着钢琴，但这项在当时孩子中不常见的特长让赵艾伦顺利打开小荧星的大门，她加入了小荧星的合唱团。
“1990年，一个班上会乐器的同学不会超过3个。等到过两三年，有的家长通过买认购证发财了，让孩子学乐器的才开始多起来。”
加入小荧星让其他的家长和孩子感到羡慕，因为这意味着“小朋友可以出人头地，去高级的地方开眼界”。
1989年，有一个小男孩在报名现场告诉记者：“爸爸讲的，当小荧星可以上电视，到美国迪斯尼去玩，所以我要来。”
表达过于直白，但这确实是当时很多家长心中的真实想法。
1990年年代，报纸上时有“小荧星艺术团昨轰动日本长崎”、“小荧星赴港首场演出受欢迎”、“上海‘小荧星’应邀赴欧演出”这样的新闻。
赵艾伦早已忘了当年参加小荧星艺术团的各种细节，但她记得其中一个高光时刻。
“当年有整整三个月，我们一直在练一首歌《各国儿童心连心》，为了报送亚洲艺术节。当时大家都练得很认真，也很激动，提前一个月去订衣服。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如果选拔出线了，我们就能去日本表演。”
在1980、1990年代，这些孩子通过百里挑一的考试进入小荧星艺术团，他们比同龄人多了更多上电视的机会，和更多出去见世面的机会。
而由于“物以稀为贵”，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连接。
裔莎后来做了主持人，碰到一些嘉宾，说起彼此在小荧星的学习经历，感觉一下子拉进了距离。
“我们‘老荧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认同感很强。”她说。
沈洁在日本和巫慧敏成了好朋友，两人惊讶地发现生活轨迹曾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都住在虹口，一起去过同一个少年宫，她学唱歌我学跳舞，后来又都去过小荧星。”沈洁说。
那些年辛辛苦苦考进小荧星的孩子，有的因此影响，做了和文艺相关的工作。
有的人生轨迹，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可以凭借当年在小荧星打下的基础，成为单位年会上的文艺积极分子。
赵艾伦现在开广告公司，她笑着说：“参加小荧星没有加分，也没有减分，客户并不会因为我小时候参加过小荧星，多给我一个单子。”
最终殊途同归的是，这些小荧星们，也和当年他们的父母一样，周末奔波在送孩子去上培训机构的路上，有的念着那份情感，把孩子送去小荧星。
当然，现在的小荧星可不再像当年那样六百挑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