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被张维平、“梅姨”等人拐卖的9名儿童，如今已经找回5人，还有4人仍不知去向。
作为被拐儿童的父亲，李树全、钟丁酉和申军良都认为，抓到“梅姨”是完全解开案件谜团的关键。“所以我在这里请求司法机关重视这个事，”申军良在法庭上说，“请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请公安部门加强侦查，一定要抓到梅姨，把其他4个没找到的孩子找回来”。
还没找到儿子的李树全、钟丁酉认为，张维平曾经长期与“梅姨”打交道，会是辨认“梅姨”的重要人证，二审法院如果维持对张维平的死刑判决，也最好“先留着命”别立即执行。
“要是他死了，梅姨就更难找了。”李树全叹道。
“梅姨”是谁？被供出4年后警方暂无突破
张维平与“梅姨”是如何相识，并成为拐卖儿童的同伙？
2016年3月，潜逃多年的张维平在贵阳被警方抓获。2017年1月，广东省公安厅牵头，组织广州、东莞、惠州三地公安机关成立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专案组。
面对警方的审讯，张维平起初交待，他拐来的儿童通过一名妇女进行贩卖，这名妇女是广州增城“湘江西路附近麻将馆的阿姨” 。但警方通过调查，没有发现张维平所讲的“阿姨”。
后来经过多轮审讯，被抓一年后，张维平供出了“梅姨”。据他交待，2003年的“梅姨”接近50岁，身高一米五多，短头发，会讲白话。
张维平称，2003年他刑满释放后——此前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刑六年，他租住在增城石滩镇。经岗贝村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头介绍，他认识了南坣村的一名40多岁的“光棍”，再通过“光棍”介绍认识了“梅姨”。“光棍”告诉他，“梅姨”是给人做媒的“红娘”。
警方在增城石滩镇等地进行了调查。但因张维平提供的“老头、光棍”身份信息不明，一时进展不大。2017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民警曾带张维平去找当年介绍他认识“梅姨”的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人处于老年痴呆状态，回忆不起当年人事。
张维平记得，他有几次与“梅姨”会面，“梅姨”是从增城“十车队路口的那个斜坡走出来”，他因此估计“梅姨”当年居住在何屋村。此外，他从“梅姨”与他人打电话时的通话分析，她的老家应该是韶关市新丰县。
传说“梅姨”男友居住的黄砂村。 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摄
后来，张维平又提供线索称，当年他与“梅姨”在河源市紫金县贩卖小孩时，曾与她一起去过她男朋友家——在一个大概叫“黄砂”的村庄。
于是，民警让张维平带路，来到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在这里，民警找到了疑似“梅姨”男友的彭某——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汉，平常主要从事务农和干“泥水活”，多年前他曾与一个叫“番冬梅”的女人交往。
据彭某回忆，大概在2005年左右，当时他妻子已去世多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番冬梅”。在他印象中，“番冬梅”当时50岁左右，身高不够一米六，身材有点胖；头发短，脸型“有点方”，脸部有微凸的颧骨。彭某还记得，“番冬梅”说一口客家话，“但不是紫金本地的客家话”。
“她说叫番冬梅，我没看过她身份证，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的真名。”彭某回忆，“番冬梅”说过她是广州人，丈夫出车祸死了。
彭某和“番冬梅”交往了三四年，“一共来过我家十几次，每次都住一两个晚上就走”。彭某称，两人交往三四年后，“番冬梅”走了，再也没来过他家，也联系不上。
办案民警在公安信息网查询“番冬梅”，没有查到符合“梅姨”年龄段的姓名。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后来，山东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也绘出了“梅姨”画像。
2020年3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介绍，三年来接到国内多地群众举报的“梅姨”线索，经核查后均被排除。
“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李光日当时说。
“警方的表述也是严谨的。现有关于梅姨的证据，的确都是间接证据。”被害人父亲申军良的委托律师刘长告诉澎湃新闻，他查阅案卷并参与庭审后，觉得张维平、彭某等人关于“梅姨”的描述，与这一系列拐卖儿童案件的诸多情形能互相印证，“我个人相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
“梅姨”模拟画像。 广州增城警方 图
3月25日，一位参与办理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件的民警告诉申军良，查找“梅姨”的工作仍在“跟着”，但暂时没发现线索。
3月26日，9名儿童被拐案二审结束后，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指挥中心，了解“梅姨”案进展。
“我们一直在调查，办案部门暂时还没有新的突破。”增城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有进展的话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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