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条路，都寄托着家长们无尽的期待。但眼前最大的困难是，针对大龄自闭症患者的托养照护问题，目前尚无适应性强、复制率高的具体途径。双养机构需要补贴，阳光工场需要场地……要解决这些难题，仅靠家长自救，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大龄自闭症患者无法融入社会，家长又要扛起家庭的责任，在他们从特教学校毕业的那天起，就仿佛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自闭症患者处在极端自我的精神世界之中，长时间不跟外界沟通，能力就会退化，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甚至会出现暴力行为。“我之前去过一个家庭，孩子30多岁，用绳子绑在家里。孩子的父母告诉我，长时间无法融入社会，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家里很多东西都会被他砸碎。”刘硕说。未来和希望
自力更生，带领这些自闭症青年在社会中生存下去，给家长们带来的体验是复杂的。他们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成就感和来自孩子们更为积极的反馈，但也更直接地感受到来自现实的重重阻力。
吴桂香决定建设自己的“榉之乡”。“我希望未来的亚杜兰会是一个结合心智障碍患者辅助性就业、康养的机构，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里，实现全面发展，有尊严地生活。”
这条路并不好走。虽然现在公众对于自闭症患者的接受度在提高，但那些细微的偏见依旧无处不在。吴桂香想要在亚杜兰学坊里建一个烘焙作坊，通过网店线上售卖，孩子们能以此实现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上社保。
最初她很乐观，以为只要能保证生产环境干净卫生，孩子们能够熟练安全地操作设备就行。经过两年多的训练，孩子们学会了烘焙、裱花，做出的蛋糕好看又好吃。他们还带着这些蛋糕参加过义卖，收到的钱全部捐到了贫困山区，给那些和他们一样需要帮助的孩子。
那时她真心相信，她的孩子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养活自己。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总有一些时刻，她能窥见横亘在外界与自闭症患者之间的，那道若隐若现的门槛。比如在办食品卫生许可证时，有工作人员明晃晃地质疑：“他们有资格做蛋糕吗？”
刘硕也是一样。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是他们的体育课。他会带着孩子们去小区边上的公园做体能训练，多和人群接触利于他们沟通能力的提高。孩子们排着队，规规矩矩地走，在控制不住大叫时，家长们会立刻制止，他们尽可能地把自己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即使这样，还是会遇到被围观的窘境，“人们围着，用手机拍，我们就只能带着他们回去，像逃跑一样。”
看不见的门槛和偏见难倒了他们——因为还没办下来食品卫生许可证，亚杜兰学坊里的十几个成年自闭症患者，只能在彼此过生日时做蛋糕给自己吃。2015年，中国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其中规定，到2017年所有市辖区、到2020年所有县（市、旗）应至少建有一所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基本满足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刘硕拿着文件去小区对面新建的党群中心，希望能够分出一块场地给孩子们建辅助性就业的阳光工场。老年人的合唱室慢慢建起，能够决定孩子们余生的工场却迟迟没有回音，“告诉我们等，可是没人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从现实的层面来说，家长们对大龄自闭症患者余生的探索就是这样了：只有极少数能力强、运气好的孩子，能够在社会的包容和接纳下，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剩下的绝大多数，在各类机构和家中辗转，磕磕绊绊，等待着一道光，能从他们生命的裂缝中照进来。
（文中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原题为《大龄自闭症患者父母：我们走后，孩子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