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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彩华(北京大学)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当我敲下“土地”二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不是田园牧歌般的美景,也不是被诗人们所歌颂的乡愁的承载之物,而是十二岁那年,脊背弯下去收割稻谷的感觉。头顶烈日,天地像一个闷热的大蒸炉,炙烤着身在其中的我。被割断的稻叶散发出浓烈的青草味,直冲鼻端;脊背弯成九十度,右手一把把抓起稻叶,左手挥着镰刀。脊背弯得久了,再直起来时便针扎一般疼痛。当时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就是“天气怎么这么热”和 “什么时候才能收割完啊。” 与我相反,我妈巴不得太阳来得再猛烈些,再炙人些,因为炽热的太阳才能把打谷场上的稻粒烘得干燥发烫,散发出稻粒的清香;我爸巴不得能一直收割下去,因为“一直有得割,就一直有得赚,多好。”
当我向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提起“土地”时,他们又会想起什么呢?想起了关于土地的艰辛、困难、苦难,想起他们流过的汗水,想起时代变迁中土地的变迁,想起了土地上的爱与亲情。
一、爷爷奶奶的土地往事
1982年开春的某天早晨,我爷爷、二十五伯父、十四伯父等壮年劳力聚集在土屋厅堂中,或坐或站,将目光聚焦到当时的生产队长、十一伯父身上。分田到户的春风终于吹进了这个处于广西中部腹地的小村庄中。爷爷打着赤足,脚上一层厚而硬的胼胝,糊着一层半干未干的泥巴。时年51岁的他已经在生产队中度过了30余年的劳动生涯,没有想到竟会等到生产队解散、分田返户的这一天,也不知道往后的光景怎么变化,只是大家终于不用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了。
凭借着小学六年级的学历,爷爷当上了村长,兼任会计。他坐在一张书桌前,摊开了记录本。
按照当时田地总面积和人头数来划分田地,每个人可分得七分田。田与田之间也分三六九等,好田与差田之间差着十分气力。好田脚程近,田块平整,容易集水。这好田中的好田,当属厅堂外福山岭洼[1]一片的田,靠近大路,容易运输,又有池塘在一侧,好输水。而地处星垌的田,则是劣田中的劣田。脚程远,水利未修,田间小路阡陌纵横,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空手都难走,更别说还要扛运稻捆了。一张纸签就能决定往后田地使用权的归属,谁不紧张呢?
一亩亩田地,早就被测量好面积,用相对位置“锚定”好名称,再把这名称抄写在白纸上,将白纸卷成一个细长卷,投进一个陶瓮里。大家目光寸点不离陶瓮,当时的生产队长,我十一伯父按住陶瓮,咚咚咚地摇匀了瓮肚里的签。
“一个个来,一个个抓。” 抓到好田的,大喜;抓到劣田的,就低低咒骂一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
我爷爷心情复杂,抓到签的人走到他面前,报出自己所抓签儿上对应的田,由他一一记录。从早晨到中午,田地划分完毕。
奶奶得知我家抽中的田,两亩在大撑垌[2],算是中等田,两亩三分却在星垌[3]这个“鸟不拉屎”的山岭洼里,又得知十一哥家抽中的田全部是挨着厅堂的好田,当即把饭碗一撂,脸都拉长了。
位于福山岭洼的好田,靠近大路,抽水方便
位于星垌的“差田”,现已修有水利,便于灌溉
晚上她将纺纱机踩得吱呀作响,带着怨气,和我爷爷吵开了。
“抽中这样的田,脚程远,土质不好,怎么做得来?”
“你这个村长,还没有人家十一哥有手段,好田都被他们抽走了,太气人了。”
“当时组生产队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和十一哥他们组,嫌他们人太精明,你当时说没关系,和他们组了,现在知道吃哑巴亏没有?”
爷爷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搭着膝盖,神色黯然。他心知自己是村长,又是村里的会计,平日里忙于村务,四分之三的农活都落在了自己妻子的肩膀上。看着妻子被晒得黝黑的脸,想到最小的女儿和儿子还在上学,家里的负担一点不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知道何日到头。如果能抽到一亩好田,哪怕只是一亩,都能让妻子肩头的重担卸下一些。她一个女人家,还要从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将稻捆挑回来,不容易。
只是好田都让别人家抽去了。他隐隐觉得分田的事情落实得太过草率,有人接连抽中了几亩好田,有人一亩好田都没有。当初要是能想个细致的法子,均匀一点就好了。自己家光明磊落,不在抽签上动手脚,可别人家就不一定了。别人家动了手脚,又能怎么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往上数五代,都是同一个高祖爷爷留下的娃儿,再怎么都不能撕破脸皮。分田之事已经尘埃落定,个人并不能对抗这具有契约性质的分田仪式的后果。况且他这个村长身份横在那里,要是好处落在自己家,只怕别人在背后嚼舌根。
奶奶的抱怨声依旧不绝于耳,怨怪起老头子脸皮薄,净让自己家吃亏。
爷爷长戚戚地叹气,最终对我奶奶说:“说不定的。田还没定下来,现在分给他们家,过三五年还要重新分过田的。”
毕竟当初还以为要在生产队里呆一辈子,现在还不是分田到户了?过几年,田地再分过也不一定。可我爷爷奶奶没料到的是,简陋的抓阄仪式中确定的田地归属[4],一直延续下来,从1982年到2020年,再也没变过。
二、爸爸的土地故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大家伙儿为了一亩好田归谁种,暗地里不知起了多少波澜;而如今,僧少粥多,好田都种不过来,是“请”别人种自己的田,好让它不至于抛荒。
80后、90后从学校出来后,没有选择回到村中接过上一辈留下来的犁锄,而是南下广东,流入佛山、东莞等地的工厂中,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老一辈种田人逐渐老去,再也执不起犁锄,便将好田租给他人耕种,劣田就任由它荒着,长满了杂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