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凭借着一种已经被严重扭曲了的多疑症，硬性地把游小龙兄弟俩和这个案件捆绑在一起之后，“我”便进一步开始了关于一部悬疑小说的构思。在“我”的构思中，游小龙兄弟无可置疑地出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正如你早已预料到的，以上这些，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出于悬疑小说家“我”的一种想象。实际的情形是，不仅游小龙兄弟与这个凶杀案了无干系，而且甚至连杜迎春的被杀这一事件，也仅仅只能被看作是小说的一个叙事起点，从根本上说，孙频的这个中篇小说就不是一部悬疑小说。所谓的悬疑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其实只是“虚晃一枪”，充其量也不过是故事的触发点而已。究其根本，借助于这以悬疑因素而最终引出对大足底这样一个移民小区的深度透视与表现，才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孙频最主要的书写主旨所在。
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大足底这个移民小区的前身，是地处阳关山深处的大足底村。因为修水库肯定要被淹没的缘故，便以整村的方式直接迁居到了县城。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即使不修水库，如同大足底这样地处偏远的山村，在所谓现代化的强势冲击下，最终也还是肯定无法避免被迫迁徙的命运。对于这一点，作家曾经借游小龙之口而有所谈论：“游小龙也看着窗外，轻轻叹息道，你看，就算没有水库，山民们也会慢慢都迁移到山下去的，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也为了生活得更方便些，再过几年，这些山村可能慢慢就都空了，慢慢地就被森林化掉了。”
我们标题中所谓“命定的迁徙”，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从根本上说，所谓的整村迁徙，就意味着大足底山民们的被连根拔起。也因此，不出所料的一点就是，如此一种带有强烈文明落差的迁徙，毫无疑问会给这些山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带来极大的困扰。
对此，孙频在小说中有着可谓是格外充分的关注与描写。比如，关于村名的保留与身份感的确认：“其实深山里的村庄都有这样的嗜好，越小的村庄越喜欢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上一个‘大’字，以显示某种气派，像阳关山里的大游底、大岩头、大石头、大水、大塔，其实都不过是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问题在于，“虽然我们整个大足底村都从山上迁移下来了，但村名肯定是不能改的，如果连村名都改了，村民们就彻底没有身份感了。”只能够依靠村名的保留才可以获得些许身份感，大足底山民们的“一无所有”状态，自然也就可想而知。
比如，那简直如同“醉氧症”一般的“醉平原症”：“他们普遍觉得住楼房太寂寞了，解决寂寞还有个办法就是往出‘刮’，尽量不在楼房里呆着。”“对于山民们来说，山是用来‘赶’和‘跑’的，但现在没有山了，周围忽地变成了平原，所以山民们一开始都会患上平原综合征，整日觉得眩晕，太平坦了，平坦到了让人眩晕的地步。”
在其他人看来，不仅能够从偏远的山区搬迁到相对繁华和现代的县城里来生活，而且一来就住进了楼房，可以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没想到，到了长期习惯于在大山里生活的山民们那里，竟然还会破天荒地罹患上什么“醉平原症”。
再比如，大足底山民们对伞头秧歌传统的执意坚持，以及对大红大绿色彩的由衷热爱：“可以想见，山民们迁徙到平原上之后，必然还是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伞头秧歌是一种山地特产，大山的封闭性导致了山民们对一切鲜艳色彩的嗜好，伞头秧歌更是艳丽至极。我曾见过更正宗的伞头秧歌，男女老少都在头上戴着大红花，脸上抹着胭脂，手里舞着葱绿色和水红色的扇子，凡他们走过的地方，颜色的洇迹都会滞留在空气里，久久不散。”
在现代人那足称丰富多彩的色彩审美谱系中，其他的很多色彩都可以容纳，唯独容纳不了的，大约也就是大足底山民们所特别热衷的大红大绿了。
以上这些之外，无论是对于棺材一种发自内心的留恋，还是即使住在高层楼房里也仍然要坚持端着饭碗来参加“饭市”，也都属于大足底山民们被迫迁徙后坚持保留下来的生活习性。
概括以上种种表现，一种文明之间落差的存在，就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如此一种文明落差，从空间的角度来说，可以被理解为发生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则很明显发生在前现代和现代之间。行文至此，或许有朋友会对依然处于前现代乡村文明状态的大足底山民文化产生某种不自觉的心理讥嘲。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无论如何，一直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是，在很多时候，你我他，也都会处于类似于大足底山民那样的一种貌似与主流文明形态格格不入的状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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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文学杂志社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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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微店
2021年3月30日晚上23时40分许
完稿于西安寓所
但请注意，孙频对大足底这个来自于阳关山区的移民小区的表现，并没有停止在群体性的一种文化探讨上。群体性的深入探讨之外，也更有突出的个案剖析。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多次提及的游小龙和他那个生存状况堪忧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