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
《收获》
中篇《以鸟兽之名》孙频（2021-2《收获》）
一个混在北京、靠写类型小说谋生的作家回到老家，听说有一个同学被谋杀了，他展开调查，发现那个小区的居民都从山区迁徙而来，他遇到仍在县城文化馆工作的前同事。同事正撰写一部有关山区草木鸟兽的书，纾解着作为一个山民遭遇现代生活的窘迫与焦虑……但谋杀案却跟这群山民有关。小说描摹出一处神秘的聚落，一个独特的心灵。
孙频，江苏作协专业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及《疼》《盐》《裂》等。
● 《收获》书评 · 103
命定的迁徙与文明落差
——关于孙频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
王春林
阅读孙频的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载《收获》杂志2021年第2期），不管怎么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倍感亲切的过程。之所以要这么说，与我们分别来自于毗邻的两个县紧密相关。
孙频的家乡交城，我的家乡文水，都是典型不过的北方小县城。尽管在民间一直长期流传着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尽管出现在这部《以鸟兽之名》中的方言也不全都是我家乡也同样流行的，但一种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其中很多方言的征用，都让我倍感亲切。大足底的山民们那口口声声的“额”（也即普通话中的“我”）且不必说，其他的一些方言，比如，把“月亮”叫做“月明”，把“星星”叫做“星宿”，把“吵闹”叫做“聒噪”；比如，“大足底还有一个特别的叹词‘兀得’，一般用于前缀，没有实际意义，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词是从蒙古语里出来的，可能与当年匈奴在阳关山的活动有关”；再比如，“形容一个人满不在乎时用‘扬长五道’，这神态，多潇洒。形容一个人说话不爽快用‘以以人人’，好像在模仿女人的说话声音，有一种韵律上的迟疑和反复，一个人含羞的神态就出来了。”
一方面，孙频在这里所写出的那些方言语词，虽然大部分可以确定无疑，但却也有一些，比如像“以以人人”的四个字，是否就应该是这种模样，其实也还难以确定。如果换了其他的书写者，同样的发音，写出的语词极有可能是另外的四个字。然而，尽管我会对其中一些语词的书写方式存疑，但这却一点都不影响我对孙频如此一种征用方言语词方式的激赏。道理说来也很简单，如果我们的确承认语言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的话，那么，也就应该看到，很大程度上，只有积极主动地征用这些方言语词，作家才可能有效地介入到自己意欲深度观察表现的大足底山民们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之中。
若干方言语词积极有效的穿插使用之外，孙频《以鸟兽之名》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形式努力，就是对这位被命名为“李建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特别设定。
在当下这样一个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方式已经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孙频小说的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她以一种“反性别”或者说“跨性别”的方式，不无刻意地把“我”也即李建新设定成为一个男性的写作者。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在一般的意义上，如同孙频这样一种“反性别”或者说“跨性别”叙述者的设定，由一位女性作家在小说中虚拟一个男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确也还是比较少见。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我”的具体身份，乃是一位“京漂”，一位依靠悬疑小说的写作在北京勉力维持生计的落魄知识分子。当然，如果套用我们在评价郁达夫时所经常说的那样，这个李建新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当下时代的“零余者”。
既然是一位靠写作谋生的悬疑小说家，那就总需要有写作素材源源不断地出现。也因此，千方百计地四处搜寻相应素材，就成了“我”的一种生存常态。“我”这一次的回老家，就与素材的搜寻紧密相关：“我选这个时节回去，一来是为了赏桃花，二来是为了打捞点素材。”正所谓“知子莫如母”，这一次，对“我”内心里的小九九非常清楚的母亲，给“我”提供了一个他的小学女同学杜迎春在山上被人杀害，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找到杀人凶手的“素材”。杜迎春到底为什么被杀？这一个案件的最终侦破结果究竟如何？这一切问题，也就合乎“悬疑小说”常规地成为了这部《以鸟兽之名》的叙事起点。
接下来，就是县城里那个“大足底小区”的出场。之所以会由杜迎春的被杀联想到“大足底小区”，主要因为杜迎春那位生前的男朋友，据说就住在这个被命名为大足底的移民小区里。在“我”格外惊奇这个移民小区的名字为什么会如此怪异的时候，母亲给出了问题的答案：“阳关山上修水库，正好淹了大足底村，他们就整村搬下山了，这多好，下了山直接就住进楼房了。”既然身为悬疑小说家的“我”感觉到杜迎春案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素材，而且还进一步怀疑案件一定和她那位居住在大足底小区的男朋友有关，那对这个名字怪异的移民小区三番五次的执著探访，自然也就成为了“我”的一种现实选择。到最后，“我果然在县城的最西南角找到了这个叫大足底的小区。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写了两年悬疑小说，没见写出什么名堂，倒把自己搞得像个业余侦探。”
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某一种职业，一旦被从事久了，肯定就存在着异化主体的可能。即如这位李建新，悬疑小说写多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看待一切人和事物的眼光，也就不免会显得有些多疑：“写悬疑小说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看什么都觉得其中有蹊跷。”能够说明这一点的细节，在小说文本中可谓比比皆是。比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凭借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象力，把双胞胎游小龙和游小虎兄弟与这个凶杀案联系在一起。“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游小龙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他的这个兄弟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看起来已经在家里窝了不短时间了，估计连下楼都很少。也就是说，他可能正处于一种藏匿的状态。想到藏匿这个词，我猛地打了个激灵，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藏匿起来，他会不会和杜迎春的案子有关？”再比如，“我眼前又出现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面孔，在某些时候，哥哥可以充当弟弟，弟弟也可以充当哥哥。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最后杀害杜迎春的其实是游小龙，而弟弟打算替哥哥去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