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赵玉坤见证了“志友群”的发展和壮大——南京登记遗体器官捐献的人数，从1996年的14人壮大到如今的3万人。
2015年，南京实施《南京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将遗体、人体器官及人体组织捐献“三合一”进行规范的地方法规。为遗体和器官捐献立法，对捐献执行人、主管部门、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市、区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市、区红十字会为登记机构。
这一年，南京遗体器官捐献事业迎来了高潮。此后，全市每年实现遗体捐献超过200例，基本可以满足当前南京医科大学等学校的医学科研。据了解，目前南京中医药大学也正酝酿成为遗体“接收点”。
志友们捐献的遗体，往往是医学生的第一个“手术患者”。遗体无言，但他们的无私精神感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医学院校学子。在院校里，学生们尊称其为“大体老师”。
东南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专业的学生杨斌，仅有的一次与“大体老师”的接触，是大三那年的一次临床医学专业课。从那天起，杨斌开始关注“大体老师”。他发现，一些高校医学院“大体老师”非常紧缺，数量少到甚至无法支撑完成正常的教学。
从那以后，杨斌开始积极参加遗体捐献志愿者的活动。“我作为一名医学生，要比普通人更感激‘大体老师’。是他们让我们能在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之前，更多地接触病灶、了解人体。我们要努力把握每一次学习机会，不浪费他们的付出。”
捐献协调员，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中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是世界上等待移植人数最多的国家。受器官来源、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的限制，实际每年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在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搭建桥梁，被称为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发现潜在捐献者、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成捐献……刘文华和同事们每天奔波在“生”与“死”的边缘。从2011年7月1日南京首例人体器官捐献成功到今天，他参与过将近400次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成功协调的有260例左右。刘文华说，“见过太多悲欢离合，每一例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刘文华永远忘不了8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垂头丧气的男人。“他的女儿叫小雪，6岁，患脑胶质瘤已经三四年了，治了很多次，病情还是反复。他通过各处打听找到我这里，想代表女儿来填一份器官捐献志愿书。”刘文华说，他在填志愿书的时候，眼泪直接就啪嗒啪嗒掉在纸上。几个月后，刘文华接到了小雪病危的电话。“我和同事赶紧赶到医院。那天，小雪妈妈也在现场。经过再次询问，小雪父母都同意捐献，我们启动了捐献程序。”
那天，小雪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已经被宣告脑死亡。捐献仪式结束后，小雪妈妈给孩子换上了一条粉色小裙子，还给她拿了一根仙女棒。“她就像一个小天使，来人间走了一趟，完成了她的使命。”刘文华说。
作为一名“摆渡人”，刘文华深深感受到，随着时间推移，器官捐献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从每年器官捐献量都在上升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以前很多家属不愿意捐，他们会误解，以为是在“买卖器官”。这些年，医院、媒体等各个环节宣传教育做得多了，很多人都是主动联系到他们，希望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22楼肝胆中心病区，几乎每年都有120例左右的器官移植病人从这里康复出院，翻开人生新的篇章。“我们接触过一些捐献器官的家庭，事实上对这种家庭给予一定意义上的人道补助，是很有必要的。”肝胆中心副主任医师游伟，曾经见过一名酒后脑血管爆裂而死亡的男性病患，他上有失去劳动能力的老母亲，下有9岁的孩子。相关社会组织为他的孩子申请了教育基金。
捐赠人、受捐人、“摆渡人”，三者之间的角色，有时候是互相转换的。10年前，肝癌晚期的陈礼军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了肝移植手术。2016年，他当选“肝友会”会长时说：“既然上天把我留下来，既然医生把我的性命救回来，我就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捐出可用的器官，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陈礼军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上印着一句标语：“器官捐献，生命永续。”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华夏 陈珺璐 傅秋源 王梦然 张宣 王世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