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举证责任由“被欠债”的夫或妻，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
到2021年，民法典开始施行，“被欠债”乱象被彻底根治。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债的认定，需有“共债共签”原则。即，债务关系发生时，夫妻共同签字、或一方在事后追认的，才可被认定为夫妻共债。
如果，这场纠纷在2021年后发生，由于汤伶从未签字或事后追认，所以，她根本不会被追究偿付责任。
04
死 路
汤伶身后，是一个被欠债的夫或妻“旧有群体”。时间似乎和他们作对。
但她仍看到一线希望。
汤伶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按她的话说，“我和王东的婚姻有明显瑕疵”。
案件二审时，汤伶补充了辩护事实和理由。她主张，她和王东的婚姻关系应该撤销，因为，结婚证上显示的婚姻登记时间2008年1月29日，并无事实依据。
她还提出了“退一步”的主张：即便认定存在婚姻关系，也应该从2011年4月12日起，而非一审判决中的2008年1月29日起。
两者的区别巨大。
二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根据李建国提供的审计报告，涉案借款“一部分直接用于汤伶的个人消费”，因此，法院认为这部分债务为“夫妻共债”。
二审判决对汤伶提出的“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结婚登记日期的问题，二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结婚登记是否应予撤销，属于相关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因此，法院对汤伶的该主张不予处理。”
无法推翻2011年“补领”的结婚证，也就无从摆脱自2008年起的“夫妻共债”，汤伶就此走到了“悖论”的闭环。
就案中的突出问题，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浮，他曾经手大量“夫妻共债”类案件、代理过小马奔腾“遗孀负债2亿”等案。
陈浮认为，就民法中的基本原则论，真实性不应忽视。在汤伶案中，2008年至2011年间，婚姻关系是否存在仍需定夺，不可能因为一张证书“篡改”过往。同样地，不能因为法定的对行政行为的诉讼时效限制，就放弃了追究真实性。
话虽如此，汤伶现在的生活，很难再见起色。
根据裁定书，法院认为，汤伶对郓城县民政局提起诉讼时，已经过了6年，超过了5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因此，汤伶的主张被驳回。
汤伶的起诉超过从政行为作出之日起5年的法定起诉期限
一审过后，无论在聊城市中院的二审，还是经山东高院的发回再审，皆维持原判。
要注意的是，二审过程中，债权人李建国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
李建国出示了一份审计报告，据他主张，王东的公司财务，有部分用于了汤伶购置房产、或其它家庭支出。所以，应当认定这起债务纠纷为“夫妻共债”。
根据二审判决书，李建国提出，2007年，王东指使公司会计给汤伶打款235万，用于购置房产——但是，这笔款虽然通过公司结算，却是王东偿付给汤伶的借贷本金。更何况，这笔款项发生在2007年，“即便是按照2008年时间算，也不在婚姻存续期间”，汤伶说，那时根本还没有家庭，何来家庭的共同支出？
不过，据判决书显示，李建国还在这份审计中证明，王东公司多次给汤伶报销电话费、物业费、水电费等等。
根据一审、二审等判决书，李建国主张的债务关系，均从2008年2月份起。这就表明，当初将婚姻登记时间推向的时间点，刚刚好地，囊括了王东与李建国、王登波等人发生借贷行为的时间。
汤伶不得不怀疑，这个“刚刚好”的寓意。
它太像一个设好的陷阱。
关于这段婚姻，王东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可汤伶的主张，2008年的登记日期是虚假的。”但他表示，他也没有存心“陷害”，时间的巧合没有相关性。同时，“我也没想到，公司的债务，怎么会牵扯到她的婚前财产。”
聊城市民政局给出的“关于汤伶在聊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情况查询答复”
二审过程中，汤伶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要求对婚姻关系进行确认。如前文所述，聊城市民政局作出答复，“我局经过查询，未查询到汤伶在我局办理过结婚登记”。
看起来，形势对汤伶有利。
汤伶还对办理了“补领手续”的郓城县民政局提起诉讼。根据裁定书，审理法院确认了两件事：第一，2011年4月12日，王东和汤伶办理的是“补领结婚证”；第二，实际情况是，两人从未在聊城市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
但这“一线希望”，至此开始变得渺茫，又是“时间”，再次和汤伶作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