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上午，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职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
民事起诉状显示，张丽欣于2018年4月18日入职四川某公司，工作期间，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姚某对其进行性骚扰。其中，2019年3月2日，姚某以谈薪资为名，在工作场所内对张丽欣明确提出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离职，强迫其观看色情光碟并伴有强制猥亵行为。2019年3月9日，张丽欣离职。
民事起诉状称，不被性骚扰，是妇女的法定权利；同时，作为劳动者，也依法享有安全环境下工作的权利。第一被告姚某利用其在公司中的职权，对女员工实施猥亵，性骚扰且造成心理伤害，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第二被告四川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不仅没有依照行政法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尽到其“应当预防和制止女职工的性骚扰”之法定义务，反而为姚某提供便利条件，使姚某的侵害行为得以发生，导致张丽欣遭受人身、精神损害，劳动工作能力受限，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次开庭从5月7日上午9时持续到中午，未当庭宣判，当事人张丽欣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本以为今天能得到法院的判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宣判。”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7日开庭，有张丽欣曾经在上述公司就职的前同事在庭外表示支持。
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受理此案，红星新闻记者从原告张丽欣处获悉，5月7日是此案第六次开庭。
【当事人讲述】
入职新员工需使用化名 要求我删除聊天记录
2018年4月18日，张丽欣参与了四川某公司总经理助理岗位的面试，并在当天办理了入职。
据张丽欣的求职简历显示，张丽欣在入职此公司前，其前工作单位均为知名大型企业。张丽欣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此前经验不足，对公司背景了解不够深入，当天面试时，“排场很大，面试官坐了一排，加上面试地点在一个高档写字楼里，当时我以为这是一家正规大公司。”张丽欣回忆道，在入职后，她开始发觉了异常。
“我发现这家公司人员一般也就5、6个，最多时期也不超过20人，且入职员工均被要求在岗期间要使用化名。”张丽欣说，当时公司老板姚某给出的理由是“涉及机密，使用化名是为了保护大家。”同时，姚某还规定员工之间只能使用公司提供的工作手机和电话号码进行沟通，禁止使用私人联系方式沟通。
张丽欣工作照
张丽欣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入职1、2个月后，公司老板姚某的一些举止言行，开始让自己感觉到不适。“第一次是在入职1、2个月后，他对我说，我们是战友，说着就开始抱我，我很生气的拒绝了他，事后他也向我道歉了，我还觉得会不会是自己太小心眼了。”
但此后，姚某做出肢体和语言上让张丽欣觉得不适的情况越来越多。她告诉红星新闻，她曾向姚某发送过一则长篇文字，表达对姚某肢体接触的不满，后被姚某要求删除。张丽欣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了一段删除该条信息的手机录屏，当中提到“……您拉手也好抱来抱去也好，本着我们是来修复友情的初衷，在不违背大原则前提下虽然不是很情愿，也都还能接受。可是说实话您后来的某一个行为让我也不太开心……”张丽欣向红星新闻记者解释，这段录屏，是在姚某要求下，自己录下了删除与姚某聊天记录的证明，此后她将这段录屏发给了姚某，以证明聊天记录已删除。
张丽欣表示，发送这段文字，是因某日姚某要求张丽欣到某影院按摩馆，“按摩结束后趁按摩师傅不在的时候突然来抱我。”其中信息里提到的“某一个行为让我也不太开心”指的是“他抱我还想往我身上压”。
据本案该公司前员工证人A告诉红星新闻，他在此公司任职期间，曾多次见到姚某在不同场合，对女性员工进行肢体接触，女性员工有明显反抗；此外他也多次在公司会议等公开场合，听见姚某开带有明显性别意味的玩笑，“或者故意把话题往两性关系上引导”。
【取证】
用设备拍下老板给女员工播放“黄片”
证人A告诉红星新闻，自己与张丽欣在上述公司就职期间，属于不同部门，后因单位项目安排，两人渐渐熟悉，他在发现姚某的各种不恰当举动后，也一直希望找机会取证。
2019年3月2日，姚某提出让张丽欣中午到他家中谈话。张丽欣将此事告诉证人A，两人一起到成都某数码专卖商城，购买了一个便携录音录像设备，张丽欣把它带在身上，前往姚某家中。
据证人A提供的当日中午的录音显示，张丽欣到姚某家中后，姚某要求其将手机关机，并把私人电话设置静音。在其提供的录音中红星新闻记者听到，姚某多次询问张丽欣与男性之间的私密问题，并多次拥抱，被张丽欣拒绝。其中，姚某提到“我想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感情好，把你带出去多愉快的，你这样整起感情就不好。 ”在张丽欣表示听不懂此话含义后，姚某进一步解释说“比如说带你去泰国，海滩上肯定要拉拉一下嘛，我把你带到泰国去结果拉手都不拉一下，有啥耍头喃?那还不如呆在成都，多和谐。”同时他还在录音中称张丽欣“你这样子感情就像小辣椒一样，我礼节性地抱抱有啥坏处，又不脱你衣服。”在录音的最后，姚某提出，让张丽欣当晚9点再次见面。
张丽欣告诉红星新闻，中午见面结束后，她立即与证人A联系，商量后，张丽欣又准备了另一个便携录像设备，并与证人A约定好，如果自己未在约定时间内向证人A报平安，那就委托证人A帮忙报警。当晚9点，张丽欣到达约定地点后，姚某一直没有出现，“一直到晚上10点我跟他说时间太晚了，我要回去了，他才突然出现。”
根据证人A提供的录音录像证据，红星新闻注意到，张丽欣上了姚某车后，姚某提醒她处理完公事后，尽快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