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不是一个短期事件，从怀孕、分娩再到哺乳，都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女性需要更多地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甚至会在职场遭遇“隐性歧视”，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愈高，生育机会成本就愈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发现，有生育经历的3名受访者曾表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生育的影响。
“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她要平衡自己的事业发展、工作目标和人生目标，抵消生育意愿的因素在不断增加。”陆杰华对《财经·大健康》说。
东北地区可先试行全面放开人口？
从此次普查结果看，东北的人口特征明显，202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都比2010年有所下降。
以国企居多的东北，以往是计划生育的前沿阵地，这届90后东北人，多数是独生子女。但现在却要掉头回去多生孩子，很多人没这个概念，人口数量还是上不来。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口已经持续出现负增长，转向正增长的难度非常大。如果在东北地区试点全面放开生育，对减缓人口下降趋势不能说没有效果，能够起到一定的全国示范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表示，中国正处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重要节点。
在梁建章看来，人口数量减少将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和经济活力的降低，东北地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直接导致了养老金体系的入不敷出，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经济活力降低。当整个社会的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老年人，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创新创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
在梁建章看来，切实有效地提高生育福利与女性地位，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和育儿成本，才有可能提高生育率。他认为，“鼓励生育不能只靠呼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不仅是生育放开，配套措施得跟上
想让犹豫中的陈柏夫妇下决心生孩子，就得考虑解决他们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
“人口学界几年前就达成共识，首先必须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没什么作用，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通过物质激励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王智勇告诉《财经·大健康》，不仅是生育放开，配套的措施跟上去才有可能有效果。
上海的研究人员指出，相较于其他低生育水平国家提供的多样性津贴福利，如生育奖金、育儿补助津贴等，中国尚缺乏长期且覆盖面广的鼓励生育福利政策。
在陈柏身边，有多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工作的朋友，共同特点是来自北方小城，大学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到大城市工作。结婚的不少，拖到30岁上下的关口，竟然没有一个人生孩子。
“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小孩也是育龄人群的顾虑；如果多生几个，那老人也顾不过来。”王智勇说，难题在于商业化的托幼机构收费非常高，政府可否鼓励社区发展一些托幼机构来帮助，以及从小学开始的一系列教育保障。
比如北京，2020年小学入学人数在22万人左右，而学位缺口大约是8万人左右，小学上学都这么难，那么从一开始陈柏们就难下决心。
王智勇建议，针对住房、教育问题，需要城市发展规划提前做好应对，刻不容缓。现在年轻人购房压力很大，想多生一个孩子就需要更大的房子，买不起怎么生呢？如果设置一些激励措施，比如给有二胎的家庭一些优惠来购买改善性住房，比如首付比例低一点、贷款率低一点等等，那顾虑就会少一些。
“我们能看到卫健委、民政部在这方面是有在推进的，但是还不够。”王智勇认为，在物质保障、鼓励举措没有跟进时，谈全面放开生育，没有任何意义。
宁吉喆在上述国新办发布会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文中陈柏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