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天宇 辛颖
编辑 | 王小
千呼万唤，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终于出炉。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相比20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
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一数字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在5月11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分析，从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
中国出生人口近十年来的高峰出现在2016年，全年出生1786万人。此后，出生人口数量逐年下滑，2017年1723万、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1200万。
宁吉喆分析，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陈柏，结婚已有几年，30岁还没生孩子。每隔一段时间，他和同在民企供职的妻子免不了聊起这件事——年龄、住房、工作、父母，家庭生活的每个切面都在隐隐提醒着他们。
如宁吉喆所说，人口增长还受人口年龄结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放开“二孩”、鼓励生育已经提上政府部门的工作日程。然而，似乎收效并不尽如人意。陈柏坦言，外界讨论和口头鼓励，其实无法说服一个家庭做出“生孩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认同大中城市里青年人面临的生育压力。这里吸引了大量的青壮年，是新生人口的主力，但人口集聚导致购房压力大、教育资源紧张。
“对中国来说，当下采取最大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已是刻不容缓。”携程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回复《财经·大健康》称，如果等到中国经济被老龄化拖累，财力和能力就会大打折扣，那时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就早已过去了。
从怀孕到孩子入学一路“关口”
“我担心生活质量下降，一去不复返”，面对生育的选择，这是陈柏和妻子的第一想法。
在他们居住的北京，4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发布，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了100368人，较上年132634人的水平，下降幅度约24%。
在北上广，有一大群陈柏们在观望。对他们来说，生孩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脚跨到了河对岸，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无法回头。
生育成本太高了。
他和妻子年龄相仿，不是北京本地人，双方父母支持在北京五环外买了套房，已经比很多人幸运。然而，五环外，没有太好的学校。
一旦有孩子，大多数人得考虑租住或者买靠近学区的房子。在北京的学区房，划片中关村三小的蜂鸟家园小区，4月28日在链家网上每平米的价格超过17万元，50多平米的一室，房价轻松突破900万元。若在这个小区租一套50平米左右的小型公寓，每个月至少要6500元。
900万元，已经超过很多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润了。比如顺灏股份，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783万元，而这家公司已经经营了17年。
陈柏的日常工作很忙，晚上九点以后才到家是常事，每个月还要出差几次。回到家里他只想放松生活，夫妻二人不愿意耗尽精力在日复一日的育儿中。
陈柏家每个月除去还贷款，收入足够生活，然而一旦生育，势必打破平衡。于是他们一起卡在生育未知数的尴尬几年里。
这些一线城市的育龄人口，想法和困境是共通的。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在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分析了上海地区人口生育决策的决定因素。结果并不意外：包括市卫健委、市教委、市医保局、妇幼保健机构、育龄女性在内的所有39名受访者，都提到了经济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包括住房、生活和养育成本。
研究者坦言，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难以忽视，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会对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上海受访的一孩和二孩母亲均提到，各类辅导班及兴趣班的支出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一位育龄的二孩母亲说：“辅导作业班、舞蹈班、课余兴趣班很多，1个孩子最少1个月光上课要花1000元。”
更多家庭里，一个月1000元的标准根本不够。北京一位一孩母亲说，孩子课外班每个月得花2000元，另外每周带出去消费一次，也得三五百元。她还没给孩子报网课，听说是越来越贵了。
宁吉喆在5月11日的发布会上说，人口增速放缓，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
女性在工作和生育之间的抉择
不想生育，并不是陈柏一家的选择。新生儿真的越来越少了。
从1949年建国至今，历数全年出生人口数量，2020年的1200万人，是自从1962年以来的最低值。1961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187万人，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具体到各地，情况类似。例如上海市生育率，已被研究者认为是处于极低水平，即便自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为0.9（2018年）。
从数据可以看出，仅宏观政策层面的调整，在短时间内扭转低生育水平的效果不佳。
“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已经提出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背后，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面临的困境不容忽视。女性正面临着从生理到心理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职业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