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来自民间,也将回到民间 | 活动回顾

2021-05-14 21:03:50 作者: 《民谣》来自

“到这一部小说,王尧已经获得了一个真正有学位的汉语之子的地位。”

5月8日下午,“汉语之子”的民与谣——《民谣》新书发布及分享会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作者王尧与作家、评论家孙甘露、程永新、走走等嘉宾以及读者一起分享这部打破文体界限,将个人经验文学化、民族记忆个人化的新小说。

《民谣》是作家王尧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其酝酿准备长达二十年的成熟之作。故事始于1972年5月,少年的成长精神史,村庄的变迁发展史,民族的自我更新史,演绎于记忆中大雨弥漫、麦子发酵的5月,这也是王尧对一代人关于历史、生活、情感、思想和人性的记忆。

孙甘露称王尧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小说家,对写作历史有非常独特的观察与态度。《民谣》作为小说呈现的社会性和复杂性,让他联想到巴尔扎克的雄心和莎士比亚的古典。

程永新认为《民谣》通过文字建立了一座70年代的乡村博物馆。而这部作品对文体的突破,其实是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传统,必将随时间显现其价值。

青年作家走走称《民谣》堪称一部极具异质性的小说,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文体特征。相较于今年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品,《民谣》的写作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在对记忆的处理,对家族史的追溯,以及多种文体的混杂,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作为同一种“在历史、回忆录、散文和小说的边缘写作”,值得引起广泛关注。

作者王尧说,在写小说的时候,他的血压一度升到160,写一部小说等于生了一场大病。从一句久为人知的开头,长达二十年的酝酿,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这个世界与笔下的人物。在写完《民谣》之后,有人称王尧为批评家、学者、散文家、小说家,他认为这种分裂的表述其实是丢掉了衡量知识分子的传统。王尧看重语言之于小说的意义,在他看来,语言就是小说的本体,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成为汉语的字词句。除却语言,《民谣》的小说结构也为评论家津津乐道。小说四卷本体与杂篇、外篇的布局,包含了他成熟的历史观与哲学观。 “如果要说《民谣》对当代文学有什么意义?我想我具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勇于去做。”

以下是部分嘉宾发言选摘。

孙甘露:

我觉得王尧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小说家,当然跟他从事批评工作有关系,但是不完全。很多做批评的人,可能你让他具体来写小说,他是无从下手的。

《民谣》这个小说非常丰富,它是一部小说,我也看作是一部史诗,并不是因为篇幅的原因。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被恰当的表述过,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讲作家的写作,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写作对象的生命,既而影响时代和生活,比如《洛丽塔》。在没有这部书之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后来这个词汇它就变成了特指。这就是小说家的力量,它赋予了形象。这个形象在时代当中站起来了,它包含了所有的含义。

我觉得王尧老师是有这种雄心的。

孙甘露

程永新:

我理解《民谣》,就是民间的一首长诗,流传民间的一首长诗。这个小说主题是什么,你能不能用几句简短的话概括这个小说,我后来觉得不能。为什么?因为《民谣》是一种方法论,它是用它的结构方式、文体方式,来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王尧的小说世界,在这个小说世界里面,涉及时间、记忆、成长,包括政治运动,包括乡村伦理、亲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用哪一句主题概括都不正确,这个就是王尧厉害的地方。

《民谣》今天来说好说不好我觉得都不重要,要放长一段时间来回头看《民谣》的意义、价值。有这么一段话:我忍不住梦想有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是努力地去对作品作出评判,它是对一本书、一个文本、一种语言、一种思想,让它获得生命。这个话是福柯说的。《民谣》的意义要拉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看到它的意义。

程永新

走走:

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就是外国作家是纳博科夫,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中国没有一个这样文体自觉的大家。这部作品对我来讲很震惊的。当时《民谣》出来以后,去年年底上了很多小说的排行榜,有很多关于作品的评论,评论我都看了。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每个人评论都不同。

这本书我看了有五遍,我没有关注到孙甘露老师说的美术字这样的关键词,可能跟王尧老师受到评论家几十年训练有关,他的东西滴水不漏,每个角度都可以阐释出一大篇,一般作家不可能有这种,给你各种空间和通道,就像四通八达的花园这样的感觉。

走走

本次《民谣》新书发布及分享会也是思南读书会第367期,作为一个持续举办多年的读书活动,思南读书会也聚集了一批真正热爱读书、享受阅读的读者,他们在活动前会针对活动主题读书交流,搜罗数十页资料,在活动后自发写出带着温度的阅读体验与活动感受,让我们体会到活动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以下为部分参会读者阅读札记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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