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一部小说，王尧已经获得了一个真正有学位的汉语之子的地位。”
5月8日下午，“汉语之子”的民与谣——《民谣》新书发布及分享会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作者王尧与作家、评论家孙甘露、程永新、走走等嘉宾以及读者一起分享这部打破文体界限，将个人经验文学化、民族记忆个人化的新小说。
《民谣》是作家王尧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其酝酿准备长达二十年的成熟之作。故事始于1972年5月，少年的成长精神史，村庄的变迁发展史，民族的自我更新史，演绎于记忆中大雨弥漫、麦子发酵的5月，这也是王尧对一代人关于历史、生活、情感、思想和人性的记忆。
孙甘露称王尧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小说家，对写作历史有非常独特的观察与态度。《民谣》作为小说呈现的社会性和复杂性，让他联想到巴尔扎克的雄心和莎士比亚的古典。
程永新认为《民谣》通过文字建立了一座70年代的乡村博物馆。而这部作品对文体的突破，其实是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传统，必将随时间显现其价值。
青年作家走走称《民谣》堪称一部极具异质性的小说，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文体特征。相较于今年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品，《民谣》的写作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在对记忆的处理，对家族史的追溯，以及多种文体的混杂，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作为同一种“在历史、回忆录、散文和小说的边缘写作”，值得引起广泛关注。
作者王尧说，在写小说的时候，他的血压一度升到160，写一部小说等于生了一场大病。从一句久为人知的开头，长达二十年的酝酿，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这个世界与笔下的人物。在写完《民谣》之后，有人称王尧为批评家、学者、散文家、小说家，他认为这种分裂的表述其实是丢掉了衡量知识分子的传统。王尧看重语言之于小说的意义，在他看来，语言就是小说的本体，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成为汉语的字词句。除却语言，《民谣》的小说结构也为评论家津津乐道。小说四卷本体与杂篇、外篇的布局，包含了他成熟的历史观与哲学观。 “如果要说《民谣》对当代文学有什么意义？我想我具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勇于去做。”
以下是部分嘉宾发言选摘。
孙甘露：
我觉得王尧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小说家，当然跟他从事批评工作有关系，但是不完全。很多做批评的人，可能你让他具体来写小说，他是无从下手的。
《民谣》这个小说非常丰富，它是一部小说，我也看作是一部史诗，并不是因为篇幅的原因。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被恰当的表述过，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讲作家的写作，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写作对象的生命，既而影响时代和生活，比如《洛丽塔》。在没有这部书之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后来这个词汇它就变成了特指。这就是小说家的力量，它赋予了形象。这个形象在时代当中站起来了，它包含了所有的含义。
我觉得王尧老师是有这种雄心的。
孙甘露
程永新：
我理解《民谣》，就是民间的一首长诗，流传民间的一首长诗。这个小说主题是什么，你能不能用几句简短的话概括这个小说，我后来觉得不能。为什么？因为《民谣》是一种方法论，它是用它的结构方式、文体方式，来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王尧的小说世界，在这个小说世界里面，涉及时间、记忆、成长，包括政治运动，包括乡村伦理、亲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用哪一句主题概括都不正确，这个就是王尧厉害的地方。
《民谣》今天来说好说不好我觉得都不重要，要放长一段时间来回头看《民谣》的意义、价值。有这么一段话：我忍不住梦想有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是努力地去对作品作出评判，它是对一本书、一个文本、一种语言、一种思想，让它获得生命。这个话是福柯说的。《民谣》的意义要拉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看到它的意义。
程永新
走走：
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就是外国作家是纳博科夫，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中国没有一个这样文体自觉的大家。这部作品对我来讲很震惊的。当时《民谣》出来以后，去年年底上了很多小说的排行榜，有很多关于作品的评论，评论我都看了。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每个人评论都不同。
这本书我看了有五遍，我没有关注到孙甘露老师说的美术字这样的关键词，可能跟王尧老师受到评论家几十年训练有关，他的东西滴水不漏，每个角度都可以阐释出一大篇，一般作家不可能有这种，给你各种空间和通道，就像四通八达的花园这样的感觉。
走走
本次《民谣》新书发布及分享会也是思南读书会第367期，作为一个持续举办多年的读书活动，思南读书会也聚集了一批真正热爱读书、享受阅读的读者，他们在活动前会针对活动主题读书交流，搜罗数十页资料，在活动后自发写出带着温度的阅读体验与活动感受，让我们体会到活动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以下为部分参会读者阅读札记的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