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伊斯兰革命后的第四个十年，温和务实派领袖拉夫桑贾尼2017年在家里游泳池中离奇死去，而以鲁哈尼为首的温和派政府又如上文所言，一面在维护体制利益时的作风和政策比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一面在推动核协议等问题上被体制认为亲近西方，而遭到体制越来越强的排斥。
抵制大选投票的主要人物（由左到右）：身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艾琳内贾德，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子里萨，前保守派总统内贾德，被软禁的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流亡法国的人民圣战者组织领导人拉贾维 / 网络
在这种情形下，体制非但没有试图放软身段，去争取吸纳民间因对改革派温和派失望而远离体制的各色政治力量，反倒进一步让权力的天平向极右倾斜，先是在2019年议会选举中将所有保守派的潜在对手排除在外，让保守派轻松控制议会，而后在今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第五个十年）选举中，把保守派中很有希望问鼎总统大位的务实派（如拉里贾尼）排除在了选举名单之外，为极端保守派当选铺平了道路。
体制代表的政治力量越来越窄，自然会打击民众的投票意愿——为什么要投票支持不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和体制呢？
虽然早前将各派系候选人排除在外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声称大选投票率与体制合法性无关，伊朗政府当权者还是在大选前呼吁选民积极投票。领袖哈梅内伊在选前一日称“大选投票率事关政权尊严”（这倒是正中抵制投票者的下怀），曾经的改革派领袖哈塔米也有模有样地在选举日出来投票，以期让自己的追随者效仿，拉高投票率，提升体制的合法性。伊朗选举委员会还在部分城市设置了车载流动投票站，挨家挨户上门“讨票”。
不过，大选还是遭到了广泛抵制。不仅体制外的反对派，连体制内的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和保守派前总统内贾德这对2009年大选时的冤家，也一致抵制投票。尤其是内贾德，他在选前一天来到德黑兰巴扎演讲，再次呼吁抵制大选，认为体制“已经走上歧途”。
笔者德黑兰大学的同学雷哈娜曾是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婚礼时也找来哈塔米念经证婚，这次大选看到哈塔米投票后却不为所动，转而在自己的Ins上写下“直到政权澄清自己的共和谎言，直到老男人政客们敢于对几十年来国家政治损失承担政治责任并做出赔偿前，我不会去投票”。
四年前曾投票给鲁哈尼的另一位青年伊斯凡达则更加决绝，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大选后所有来见我的朋友都带上身份证，如果证件上有本次大选投票的盖章，那么我们的友谊就将结束。
空空如也的投票站 / 网络
面对民间如潮的抵制声浪，德黑兰市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的儿子莫森给领袖哈梅内伊写信，质疑政权的共和机制已经陷入危机，呼吁领袖“救救体制，不要让伊斯兰共和国变成伊斯兰国”。
宗教与政治难以两全
可是，政权政治光谱高度右倾的“操盘手”，是掌控总统和议会选举候选人资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恰恰被视作领袖意志的执行者——委员会的12名成员中，6名宗教法官由领袖直接任命，另外6名为民法法官，由司法部门最高负责人司法总监提名，而司法总监又是由领袖直接任命的。
因此可以说，伊朗体制近三十年的右转和和政治光谱的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领袖的授意下完成的。这一政治进程最后的结果并不至于像莫森信中说的那样惊悚，比如会让伊朗变成伊斯兰国之类，但领袖介入下的政治派系单一化，真正威胁到的是宗教理念，因为根据什叶派政治理念，领袖本来是应该超越政治之上的“完人”。
在传统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信仰中，只有不会犯错的完人才有权统治穆斯林教众和世人，比如先知穆罕默德和之后的十二个伊玛目，不过第十二个伊玛目迈赫迪隐遁后，世间再无完人，所以传统什叶派教导民众不要支持任何领导人，同时也不鼓励教士们参与政治治理，否则难免宗教人格会被政治玷污。
不过到了20世纪，什叶派的宗教教法学家创新了教义，认为宗教圣洁和政治成功可以两全，认为迈赫迪隐遁期间应由“道德无瑕”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作为“助手”代管穆斯林信众和全体人类，这个人就是最高领袖，而为了避免领袖道德无瑕的形象被政治派系斗争玷污，伊朗设立了宪法监护委员会这一机构，作为领袖治国的白手套。
在第一任领袖霍梅尼治下，革命刚刚成功，国家又陷入到两伊战争，民众沉浸在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潮里，政治共识高度统一（除了上文提到的少数左派人民党人士），领袖几乎不需要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介入控制议会和总统选举人选，从而保持了自己超脱政治的宗教形象，加上其自身生活廉洁，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他和他的家人至今在伊朗仍然有很高的口碑。
哈梅内伊上台后，开始也试图做一个超越派系的政治领袖，但因为资历浅，缺乏霍梅尼那样的人格魅力，只能靠宪法监护委员会来驾驭国家。而这时又恰恰赶上战争结束，民众革命和宗教热情减退，对国家未来愿景与宗教革命政权渐渐发生偏离，这又反过来迫使领袖加大对政治的控制和介入，以匡扶政权的发展方向不被社会力量带偏。
结果，领袖对政治的介入越来越深，而与原来设计的超越并高于政治的理想状态渐行渐远。尤其是温和派革命元老拉夫桑贾尼去世后，制约哈梅内伊的最后一道屏障消失，近四年来领袖的部分言行愈加公开表现出派系色彩，从原来的间接介入政治变为了直接介入。比如，2017年6月，哈梅内伊一改上任来的沉默态度，首次表态支持1988年针对左派政治犯的屠杀。
现在各派政治力量虽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排斥左翼政党存在广泛共识，但在如何对待左翼犯人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现在改革派的精神导师蒙塔泽里反对政权用刑过重、滥杀无辜，结果失去了精神领袖继承人的地位。哈梅内伊的表态显然具有反对改革派、支持保守派系的性质，不符合精神领袖政治中立的宗教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