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署成都将军蒋攸铦进京叩谒梓宫，向道光帝力陈此事不可行。
道光帝斟酌再三，权衡利弊，决定收回成命，于十二月十三日下诏，停止清查陋规。上谕说：“朕在大丧之中，甫奉皇考梓宫回京，心绪婺乱。又值初亲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英和人本明白，又复敢言，听其言似为近理，因而降旨令各督抚体察情形，详议复奏。谕旨甫下，即据汤金钊、陈官俊、汪廷珍先后陈奏，皆以此事为不可行。”“朕心已悟此举之非矣。嗣方受畴来京，首先询及，即奏称格碍难行。昨蒋攸铦入对，更力陈其不可。本日又据孙玉庭等奏，所言尤为剀切详明。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抑且有伤于国体。幸而内外臣工知其不可，尚肯据实驳正，若皆缄默不言、听其舛误，其失可胜言乎?朕不是文过饰非之君主，既然洞悉其弊，则迁善改过犹恐不及。着即明白宣示各督抚：停止查办。”另外，因为英和建言冒昧，被责令退出军机处。
次日，道光帝又谕：“昨已明降谕旨停止清查各省陋规矣，因是思及为君之难，倍增乾惕。”又自责说：“清查陋规一事，虽系英和建白，实朕不慎不敏之故。总由朕审度不明，几至误事。幸朝有诤臣，连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而又无伤于政体。”当即传旨，汪廷珍、汤金钊、方受畴、蒋攸铦、陈官俊交部议叙，孙玉庭从优议叙。
道光帝清查陋规的诏令，到此以停止进行、收回成命告终。
清查陋规是道光帝初政后的第一个整饬吏治、惩治腐败的重要举措，然而出乎意料地竟成了哑炮，这件事颇发人深省，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其一，陋规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之间无所不在，既无法查清，又不能去查，正所谓“积重难返”。制定“清查”政策，形成了主观愿望与现实可行性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清查”本身就成了一项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其二，通过清查，分别应革、应存，明立科条，使部分陋规合法化，从理论上讲是荒谬的，从结果来看是危险的：一旦承认某些陋规的合法性，必然后患无穷。幸而不少官员出面阻止了清查，否则其后果是严重的。
清查陋规的夭折，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道光皇帝并非不知吏治的弊端，可是，面对日益衰败、百弊丛生的无奈，他只好掩耳盗铃，听之任之。在他此后施政的四十多年里，也只能做到稍加限制而治标，却找不到切实有效的办法铲除积弊以治本。
清查陋规的失败给道光朝政治投下了很重的一道阴影。道光帝初政伊始，首次改革尝试就碰了壁，不得不偃旗息鼓黯然收场而告吹，这就奠定了他日后谨小慎微、重在守成的执政基调，不敢再尝试变革的举动，注定了他绝不能比他的父亲嘉庆帝走得更远。然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没有大改革、大更张，又如何能够振作呢?纵观道光朝的大政方针，保守而得过且过，姑息宽纵，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处理新疆善后时表现的软弱短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处理漕运问题，实行海运而不能坚持;……诸如此类，表现得因循守旧，缺乏作为。特别是当面临西方列强入侵的重要关头，使整个国家被动挨打、应变无策，被迫签约，丧权辱国。
道光帝最多只能算得上“平庸无为”一流，幸运的是他未曾亲眼看到太平天国大起义的爆发便离开了人世，他经历了外患，却躲过了清朝最严重的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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