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在雍正长大成人的四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乾隆帝时，弘昼、弘瞻也愤愤不平、蠢蠢欲动了。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事实上，这不是乾隆的错。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一些政事让他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他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三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作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九曲回肠、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雍正的第六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历继位后，弘瞻不承认新政权最高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也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在的。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在立嗣皇帝在世之日，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取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而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雍正悲剧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剧。在他执政13年的时间里，雍正不仅要对付兄弟们的冷枪暗箭，也要为他的儿子们避免类似结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同时，他也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在约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诛心之治
要说雍正朝，年羹尧是绕不过去的符号。
那么，在雍正与年羹尧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纠缠与过节，使得前者对后者从宠极一时到杀心顿起，从而演绎了恩怨两重天呢?
康熙末年时，年羹尧已经是四川巡抚，因为西陲兵起，这个一心希望建功立业的人被升为川陕总督。在年羹尧的命运牌局里，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和他搭牌的那个人是皇十四子胤。当时西藏有事，皇十四子胤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经略军务，而年羹尧则成了他的最佳搭档。事实上此二人的合作是和睦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西北稳住了，年羹尧的命运牌局一时间风平浪静，或者说一路向好，直到胤禛即位，雍正朝徐徐展开。
雍正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撤换了年羹尧的搭档—胤。胤被召回京，取而代之的是延信。年羹尧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但他相信自己命运的牌局依然风平浪静，甚至一路向好。因为起码在此时，他没有野心。
事实似乎印证了年羹尧的猜想。他随后被晋爵为三等公。第二年，年羹尧因为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被授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其父年遐龄也被封为一等公，加太傅衔。恩宠一时无二。这是年羹尧的花好月圆，但他并不知道，雍正的掌心掌背即将翻覆，所欠缺的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
在这个世界上，理由或者说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用心去找。事实上已经有心机敏锐的官员跳出来为雍正旁征博引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年羹尧擅给盐商银票，增银十万等罪;汉军都统范时捷又弹劾年羹尧欺罔贪婪罪五款……雍正不动声色地下旨：“着年羹尧明白回奏，寻下吏部议处。”年羹尧的回奏当然是为自己辩护，只是于事无补。因为在此时，雍正杀心已起。吏部的官员竟然都没好眼色，讨论了半天，仅给出“罢任留爵”的处罚建议。
雍正当然不肯这么轻描淡写，他以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使正法也不足蔽其辜为由，严旨斥之。雍正诛心之术的微妙就在于，他是分层次的，先从外围入手，循序渐进。尚书隆科多因为在年羹尧的问题上有意徇庇，被削太保衔;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年兴被开除公职，交其祖父年遐龄严加管束;年羹尧本人先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在杭州效力。年羹尧至此终于明白，刀已经高高举起，落下来是必然的，现在的悬念是落下来的力度有多大。
当然雍正最后的处理稍微委婉了一下：“年羹尧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富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俱革职，永不许出仕。”这应该是收人心之举。因为年羹尧及其家族最后的命运结局大同小异，都是万劫不复，不再有新的轮回。雍正将诛心之治与收心之举和谐统一，玩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令世人叹为观止。
如果再细加考究，年羹尧的盛极而衰，也许不能全部归之于雍正的诛心之治。客观地说，在人性弱点的暴露上，年羹尧也有很多可非议之处。他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不经奏请，可以自行任命当地官员，谓之“年选”。“年选”与吴三桂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并称为“三选”，成为雍正朝一时奇观。而当年羹尧胜利还朝时，公卿等高官皆跪接于广宁门外迎接，年羹尧则与雍正并马而行，对于百官伏谒，年羹尧策马竟过，视若无物;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羹尧也只是点个头而已，真是傲慢至极。同样，年羹尧到了天子御前，也是“箕坐无人臣礼”，一副张扬、功高盖主的神情……
也许应该这么说，年羹尧的傲慢粗野遭遇了雍正的猜忌算计之后，死局是必然的，不过雍正诛心之治的可怕其实在于，他是用尽心机的。这是阴谋家与悍夫的较量。只是对雍正来说，一切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还有隆科多，隆科多的故事是年羹尧故事的翻版。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雍正称他为舅舅。雍正继位之初，隆科多也是备极宠任，袭其父一等公爵，授吏部尚书，加太保，与怡亲王胤祥等同理事务。雍正四年正月，刑部已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而雍正照例是“心太软”，在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隆科多。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