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逊，字伯言，吴郡(今苏州)吴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陆逊本名陆议，年少早孤，一直由其族人陆康抚养。21岁出仕于东吴，辅佐孙权。他一生屡建大功，赤乌七年，官至丞相。后因两宫之争，累受孙权责让，愤郁而卒，时年六十三。陈寿为陆逊拟传时，将其单列一篇，与诸葛亮等同，足以彰显他的重要地位。陆逊的辅政措施中包涵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在对其研究基础上进行斟酌损益，可为今世之用。
一、陆逊法律思想的内容
(一)敬天保民，以民为本
陆逊在其从政生涯的四十二年中，一直贯彻“宜民宜人，受禄于天”(陆逊在嘉禾六年议事时引《诗经》此语)的信条，重视当政者对民心的争取。
经济方面，强国必先保民。陆逊屡次在给孙权的上疏中强调治国者要爱惜民力，实行予民休息的措施。他在谏孙权偏师夷州和朱崖疏中说“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缉，民有饥寒。”建议孙权“育养士民”和“宽其租赋”。嘉禾六年，群臣各陈便宜时，他提出“国以民为本，疆由民力，财由民出。……为国者，得民而责治，失之则乱。”希望孙权宁济百姓，待国用稍富之时，再图大事。
吏治方面，佳吏在于养民。他早年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时，正遇旱灾，他开仓谷以济民，劝督农桑，当地百姓蒙赖其恩。会稽太守淳于式弹劾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他知道后对孙权说：“式欲养民，是以白逊。”他肯定了淳于式的“养民”之策，并认为只有爱惜民力的官吏才是佳吏。
军事方面，得民在于抚民。陆逊相当重视在乱世中对民众的安抚。荆州之役中陆逊与吕蒙共为前部，荆州克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家人，有所求取。”虽此时吕蒙为主，但没有陆逊的配合，吕蒙的法令也难以很好的贯彻。嘉禾五年，陆逊攻江夏等地，“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以至于“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他体恤安抚民众的做法对其军事战略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所谓攻心为上。陆逊建议孙权薄赋省役，予民休息，与孟子“仁政”、“爱民”的儒家教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德教治国，礼制定邦
首先，陆逊十分注重儒家教化的作用，把德教作为治国理政的首要措施，不断谏言孙权广施德化。他指出严刑峻法不能解决振兴国家的根本问题，要国强民富就要推行德教。公孙渊背盟时，陆逊认为其“蛮夷猾夏，未染王化”。而孙吴“圣化所绥，万里草偃”，不必劳师远征。陆逊把教化程度与对国家统治者的评价紧密联系，足显德教在其思想中地位之重要。在平定荆州后，他感于荆州士人新附，遂上疏孙权说“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1]他主张通过德化之策来招揽人才，从而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
其次，陆逊的“德教”主张还突出反映在他对礼制的尊崇。有学者认为，陆逊之得以担任丞相，还在于他坚持儒家的以礼治国……等政治思想。[2]时南阳谢景称赞刘廙先刑后礼的观点，陆逊严厉地斥责他说：“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孙权定孙登为太子后，朝中有许多不安之议。陆逊力排众异，上表孙权指出“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之后“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此时的陆逊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仍为太子地位之事，要求亲自面见孙权陈说利弊，可见嫡庶有别、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法制度在他心中的崇高地位，以至于他屡次犯颜强谏，最后竟死于此事。
(三)革除峻法，缓刑慎罚
陆逊认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他提倡“缓刑”、“轻刑”。黄武五年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于是孙权令有司尽写科条。陆逊建议孙权治乱世应当采取多加恩赏的德政措施以安下情，并说“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嘉禾六年，孙权下诏要为官员的“奔丧”行为订立科条。将军胡综等人认为，忠孝不能两全，奔丧的官员应处以大辟之刑，“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然而，奔丧行为本在道义上就无可责难，即使有罪，亦不至死，这也反映出孙权刑罚的严酷。此后，果有孙吴官吏孟宗违此律，陆逊挺身而出“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才使孟宗得减刑。引逊子陆抗之言为佐证：陆抗认为“德均则众者胜寡”，他在议武昌左部督薛莹入狱一事时，指出“罪名未定，大辟以加”的行为不可取，主张“哀怜庶狱，清澄刑纲”。[3]从中亦能窥见其父思想之一斑。上述引证表明，陆逊在思想和行动中都践行了他“缓刑慎罚”观念。
二、陆逊法律思想的成因分析
(一)官宦世家，学儒之后
总体看，陆逊的法律思想服膺于孔孟之道。中国古代，重视家法是世家大族文化所固有的特性。有学者研究认为，吴郡的吴姓世族(主要指张、陆、顾、孔、虞等江南世族)在东汉末年已经受到儒风濡染，成为崇尚经明行修的文化士族，[4]他们将儒学礼教以家学的形式予以传承。
陆逊出生于吴郡一个世代官宦的江东大族，族人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声望。陆氏最早显宦的人是汉高祖时的太中大夫陆贾，[5]但吴郡陆氏却源于陆贾同族的陆烈。陆烈，曾为吴令、豫章太守，其子孙或为渤海太守或为御史中丞。[6]其后有族人陆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陆闳生子陆续，担任郡户曹吏。陆续长、次二子皆为汉吏，其少子陆褒，“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徵不就。”[7]陆褒有子陆康，字季宁，汉末为庐江太守。陆逊少孤，一直由陆康抚养。陆逊的祖父陆纡“敏淑有思学”，为城门校尉。而生父陆骏，“淳懿所怀……官至九江都尉”。[8]族弟陆绩亦为孙吴郁林太守。陆氏一门，仕宦甚多。至东汉末，官宦世家的陆氏已近四百余年。自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朝中文官皆为儒者，春秋经义为断狱之标准。官宦世家把学习儒术作为家法族训。陆逊正出身于这样一个有浓厚儒学氛围的家族环境中。另据史料记载，陆逊祖辈陆续为官时，正值荒年，太守让其赈济灾民，他“悉简阅其民，讯以名氏”，食粥发放无误。东汉末，陆康仕官至郡，立刻将长吏征发来修城的民众遣散，百姓大悦。他素以恩信为治，所在称之。陆康还上疏谏汉灵帝说：“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9]他主张省徭薄赋，以宁天下。由此可知：一方面，陆家作为官宦世家，有为其提供儒家教育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陆氏家族的仕官者具有“爱民”、“安民”的族风。陆逊的幼年既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也在祖辈和族人的“爱民”、“安民”的孔孟政治实践中不断接受着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