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春，秋瑾毅然留学日本。行前，王廷钧的抵触情绪很大，想法却十分天真，他自以为扣下妻子的珠帽与珠花，封锁其川资，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为远赴东瀛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他们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约分家产，各自为谋”，秋瑾“得万金，所托非人，尽耗其资”，然后她才变卖首饰，东渡日本)。
当初，假如秋瑾嫁的不是王廷钧，而是内心素所钦慕的对象(吴芝瑛嫁给德才兼备的廉泉即是范例)，两人情投意合，灵犀相通，她又何尝不能举案齐眉。她还会弃家远游，流血革命吗?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上，似“光汉子”徐锡麟那样“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沸血男儿的确层出不穷，但为民族革命喋血刑场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除了有大志向，秋瑾的内心若无大悲苦，她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由此可以断定，了无情趣的婚姻生活成为了速效高能的催化剂，促使鉴湖女侠秋瑾奋力挣脱家庭的羁绊，去选择剑与火的革命生涯。伟大目标的达成，往往始于革命者对个人现状的深度不满，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轮到鉴湖女侠秋瑾，则一变而为“诗家不幸国家幸”，真令人感慨万端。
1907年6月，秋瑾为光复军策划浙江起义，急需军饷，于是她化装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华姐妹相商。徐自华与徐蕴华均是同盟会员(由秋瑾介绍加入)，深感责无旁贷，当即倾尽奁中首饰(约值黄金三十两)相助。为了报答知己的厚遇，秋瑾回赠了一双翠钏，她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姑留此以为纪念。”临行之际，秋瑾又嘱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她若遇害，请好友将她“埋骨西泠”。
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党人王金发送来的情报，她有足够的时间避走他乡，但她选择了留在大通学堂。此前，她乍闻徐锡麟惨遭抉肝剖心的噩耗，即挥写了“痛同胞之酣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的联句，现在，她更是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下令杀害。临刑前，秋瑾向监斩官——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出三项要求：准其家书诀别;临刑不脱衣;不以首级示众。李钟岳准其后两条，因此秋瑾未能给家人和后世留下表明最后心迹的遗书。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处最情痴。
孤山林下三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曾作《梅》诗二首，这是其中之一。时隔一个多世纪，我们读这首诗，读到的梅花便是秋瑾，毫无疑问，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香最美的耐寒枝。
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张园安垲第，由女界领袖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等人牵头，举行秋瑾烈士追悼大会。林宗素介绍了秋瑾的生平事迹，特别指出“秋瑾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与会者都觉得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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